吴志成:追踪国际政治发展新动向
浏览次数: 1021   发布人: 雷涛   更新时间: 2018年07月31日

吴志成:追踪国际政治发展新动向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年07月31日第1版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和新型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政治理论与社会思潮的演变也出现了诸多新的动向。特别是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的逆全球化倾向和民粹主义的泛起倍受关注,国际社会对全球化进程遇阻和狭隘国家主义回潮的忧虑不断增加。国际政治中的冷战思维和挑衅对峙行为不时显现。国际社会出现的这些思潮动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刻思考。
  逆全球化暗潮涌动 新型全球化进程已经开启
  从逆全球化的发展态势看,当前的逆全球化思潮主要表现在:一是自由贸易理念边缘化,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艰难,区域性贸易投资碎片化,贸易保护主义以新的形式向全球蔓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首当其冲受害。二是对全球发展前景的悲观情绪、风险和不确定性意识弥漫。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移民、投资、监管和社会保障政策等逆全球化偏向明显。特朗普将美国的经济衰退归因于外部因素,直言要赶走所有非法移民。三是部分西方国家的内顾保守化倾向加重,国家干预和管制强化。本轮逆全球化思潮具有强烈的政治力量主导的倾向,欧美国家利用国家权力限制本国企业、资本的自由流动,强行干预自由市场机制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四是主要大国回归传统的国家主义立场,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意愿减退。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特朗普力推“美国优先”战略甚至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等国际组织和条约,严重损害国际多边合作体制,给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带来挑战。西方内部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围绕利益、规则的博弈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逆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助推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地区性崛起和民粹主义的国际性泛化,而且给全球政治经济造成了诸多严重危害。它不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贸易风险,影响全球价值资源分配,而且激化社会矛盾与政治不稳定,冲击和割裂国际政治关系,造成军事摩擦甚至战争,导致全球化减速甚至停滞。随着逆全球化演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制约我国贸易出口,增加企业生产与经营风险;二是加剧经济发展环境不稳定性,增加企业“走出去”成本;三是个别国家会进一步夸大和渲染中国发展的威胁,增加我国发展成本。但逆全球化也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赋予我国引领和塑造新型全球化的战略契机。
  从发展态势看,因在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上具有诸多共识,逆全球化思潮及其实践的发展将在一定时期内寻求与多种极端势力结合,并呈现彼此交织、合流联动的态势。具体来说,一是逆全球化与全球化伴生伴行,但全球化依旧是主流大势;二是全球化将继续成为欧美国家转嫁国内矛盾的“替罪羊”;三是逆全球化与国际范围内多种极端思潮联结,将在一定时期在部分领域呈现复杂化与深化趋势;四是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相互强化,将进一步加剧政治极化现象;五是逆全球化必将从反面促进全球治理的发展,推动构建平等、包容、互惠、合作的新型全球化。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进程,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减退,新型全球化进程已经开启,全球治理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民粹主义乘机蔓延 西方社会“总体性危机”初现端倪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周期性的复发现象和思潮,通常出现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并与新的社会政治问题结合,表现出新的形式。当下全球性复兴的民粹主义现象与思潮不仅与全球化同步,还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叠加,各种经济、社会与政治因素深度交织。国际范围内共时性国家治理危机的出现,凸显了全球化内嵌的某种“共振”机制,也把“现代国家建设”这一重大课题摆到了西方决策者面前,并引发世界性的深刻反思。西方社会普通大众裹挟着反全球化和反精英民主的诉求,同时夹杂着失落和愤怒,掀起了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进而给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民粹主义往往坚持极端的政策主张,提倡“平均主义”,鼓吹“道德至上”,宣扬“反智主义”,主张“直接民主”并热衷“激进运动”。而其偏于左倾还是右倾,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联系。反对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的社会文化政策、反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反对体制精英和富裕阶层的自由民主体制,构成了当前欧美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而这些主张被极右翼政党采纳并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以民主的旗号“反民主”“反全球化”,推动意识形态之争,不断冲击着西方世界的传统政治格局。
  欧美各个国家治理危机的不同,使新民粹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美国,“否决”政治的危害把社会公众对国会政体的满意度降至历史的低谷,“占领华尔街”运动堪称越战之后高度政治化的抗议活动,2016年的总统大选更是暴露了美国社会的分歧,助长了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极化。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上升,传统主流政党优势地位下降,各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共识政治”存在向“对立政治”和“极化政治”发展的趋势,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裂痕加剧。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新低,进入联邦议会的政党数量则达到了历史新高。英国“脱欧”既刺激了西方内部的各种分离主义,也直接冲击欧洲一体化前景,引发区域政治“再国家化”的危险。意大利公投则代表着欧盟治理困境下自利民族主义的某种回潮。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强势崛起和排外主义的泛起,使传统政治版图和政党政治秩序发生动摇。可以说,政府失能、政治极化、分离主义、区域政治“再国家化”、右翼崛起、种族排外等政治乱象,无疑成为全球化深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新民粹主义的鲜明表现。
  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不仅超越了经济视角,而且突破了传统的类型划分,展现出许多新型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具有反自由主义、反精英政治,尤其是左右政党聚合等鲜明特征。在全球化网络的推动下,民粹主义开始突破限于一国或一域的传统形态而表现出国际化趋向。逆全球化成为全球民粹主义共同关注的议题,也日益成为新的全球性挑战。除了希腊、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带有极右色彩,英国独立党、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阵线等右翼民粹主义更关注法律和秩序、声张国家认同威胁,并欲以此赢得更多关注。实际上,如何从暂时和有限的困境情绪中攫取长期政治资本并使之最大化,已成为新时期大部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战略安排和突出特征。
  民粹主义蔓延的内在根源在于国家治理危机,并且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治理能力不足和民主政治失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注意力集中于“民主”输出,在对他国政治制度评头论足的同时却忽视自身“国家建设”。在竞争性选举机制和自利性制衡机制的作用下,西方民主体制陷入问责过度的困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失衡不断弱化国家能力,越来越难以有效回应民众的诉求,难以消除政治资本化的严重危害,也难以发挥政府应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正义作用,适应环境和及时调整的能力不足,因而激发起普通民众对决策精英的不满。新世纪以来全球金融风险上升,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总体乏力,英国“脱欧”、政治极化、传统政党信任流失、选举异化等民主政治的秩序性衰微,恐怖袭击频现、财富分化严重、族群冲突加剧、民众不满情绪蔓延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总体性危机”已经初现端倪。
    冷战作为一种全球性对抗已经结束 意识形态对峙条件依然存在
  冷战结束后,尽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已无意继续进行冷战和意识形态对峙,冷战的“胜利者”却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抛弃冷战思维。相反,冷战思维不仅一直顽固左右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也依然在影响着许多学者和民众的思想认识,甚至隐隐作祟,趁势复燃。
  国际社会出现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福山有关意识形态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断言,美国通过网络、影视、广播与报纸等各种渠道向非西方国家进行的颠覆式宣传,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对中国发展的防范与遏制,为清除中国文化影响而无端关闭孔子学院,美俄围绕安全战略空间的争夺不断走向激烈,特朗普上台后的系列“退群”行为和极端做法等,都表明冷战思维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淡化,而是以一种新的形态或形式表现出来。近年来,维基解密暴露了西方大国窃取他国安全机密与领导人信息,斯诺登爆料也揭示出美国监听监视网络的恶劣行径,美国对中俄等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构成的威胁早已昭然若揭。美俄关系坚冰难融,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法案,俄罗斯针锋相对超强硬反制,两国围绕乌克兰、叙利亚等问题展开激烈博弈,战略冲突有增无减,甚至爆发互逐外交人员、要求对方关闭外交机构、限制媒体活动的“外交战”和“媒体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誓言要把西方的人权、法治、知识产权理念教给非洲,驱除中国影响,让全球经济重回“美国模式”。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如此嚣张任性,可能导致全球性贸易冲突和不可控的冷战漩涡。
  冷战作为一个体系时代和一种全球性对抗确实已经结束,但作为历史并未停止,尤其是应冷战而产生的美国同盟体系和对峙的结构性条件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处理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关系时,仍然采取对抗、遏制和斗争的思维,通过各种途径对外输出本国民主政治,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传播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以获得价值观和制度安全感,并通过打压中、俄等所谓“敌国”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本国的全球霸权。
  “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 蓄意恶化中国形象和发展环境
  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更加焦躁和不安,纷纷炮制和渲染新的“中国威胁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妄称中国发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价值观构成了“最大威胁”,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赤裸裸地指责中国是印太地区的“破坏性力量”。近代以来一直伴随中国发展历程的各种名目繁多的“中国威胁”论调沉渣泛起,并表现出顽固的演进态势。
  冷战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也经受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巨大冲击和西方阵营的“和平演变”,西方和周边相关国家又一次掀起了新的“中国威胁论”,以此作为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治手段。
  与以往“中国威胁论”充斥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文明傲慢不同,新的“中国威胁论”恐惧中国实力的日益壮大和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从经济、军事、文明、意识形态、生态、人口、粮食等领域编造和散布不同论调的“威胁论”,蓄意恶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国际形象,干扰和阻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这些论调的实质都是少数西方和周边相关国家基于自身发展危机和狭隘利益,对中国快速发展和加快“走出去”步伐的错误臆测甚至别有用心的虚构,也是某些大国霸权相对衰落心态和冷战对抗思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体现与反映,成为它们掩盖或转移国内政治矛盾、混淆国际视听、阻遏中国发展和走向世界的惯用政治策略。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开启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展开,面对中西方实力差距的日益缩小和国际体系的转型,“中国威胁论”不仅将长期存在,而且还可能出现新的“莫须有”的诋毁和花样。对此,既要保持理性从容的战略定力和冷静淡定的大国心态,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又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强化互尊互惠的“共赢”关系,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最大限度地消减敌意,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理性研判 积极引领 推进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化
  国际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内国际社会出现或传播的思想舆论动态和意识形态倾向,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运动的直接映射和相关国家战略政策调整变化的征兆。在一定程度上,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一直是国际社会思潮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际社会思潮的兴衰消长对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和民众思想都会产生影响。面对当今国际社会思潮发展的动向,面对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中国威胁论”等思潮泛起的风险,一方面,不仅要加强理性专业的分析研判,引导人们全面客观认识利弊,防止这些思潮由理念意识转向政策和行动,积极应对其蔓延带来的挑战,也要注意从这些思潮的深刻反思中吸取教训和启示,辩证把握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大势和总体趋向。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消减这些思潮蔓延的国内根源。与此同时,着眼全球共同利益,共担全球责任,协同推进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化,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合力阻止这些思潮的扩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国际社会是一个地球村,世界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由各国共同分享,国际社会应该风雨同舟,携手共商、共建、共享,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动者和贡献者,更应该趋利避害,积极增扩全球化深化之利,为推动人类社会顺潮前行发挥引领作用。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教授、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