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概念（Security）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之一。安全问题的探讨往往更加能够引起各国学者对基本哲理问题的争论，围绕安全问题的研究更能展示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魅力。安全不仅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个基本的价值。传统安全研究立足军事与政治安全研究，保护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维护国家的生存是传统安全的核心议题。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威胁大大降低，在主权与领土完整获得基本保障后新的安全威胁被提出，非传统安全议题开始获得关注。

随着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与国际格局动荡变革，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大量经济、社会和文化议题被安全化甚至武器化，从而转变为大国博弈的工具，国家安全的边界也随之迅速扩张。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呈现全新的表现形态。国家安全问题在安全内容、安全形式、安全结果上都呈现“非传统化”的迹象：传统的军事掠夺转变为政治干预与经济掌控；传统的军事作战变成了“金融战”“资源战”“科技战”“信息战”等非军事冲突；传统的军事打击演变为制造“普遍化”的公共威胁，武装冲突转化为“灰色地带”中的各类对抗行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开始深度关联、互相转化，国家安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非传统安全从一系列分散的安全议题演变为一种全新的安全形态。

在新的安全形态下，非传统安全问题彼此之间、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相互交织，演变为一种更为多样、更具破坏性、更难以防范的安全风险，对全球安全态势构成严峻挑战。在新的安全形态下，以往立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二元分野形成的安全管理体系必然难以发挥功能，从而导致新一轮全球安全管理失控的风险。因此，厘清非传统安全概念提出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与基本价值观念的非传统安全治理战略，为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提供理论支撑成为当务之急。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传统安全研究中的两种基本范式，而现实主义范式占据主导地位。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关系的面貌，强调军事对抗与国家冲突的现实主义范式饱受批评。在这一背景下，非传统安全理论应运而生，逐渐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分支，以国家和军事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思维与实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否定。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倡导和宣传非传统安全，努力树立和推广安全新观念的现象蔚然成风，理论界试图通过对既有安全理论的改良、拓展与批判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由此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非传统安全理论逻辑。

（一）改良主义非传统安全研究

改良主义非传统安全研究主要包括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建构主义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建构主义主要在方法上对传统安全研究进行改良；安全化理论则在研究方法上借鉴建构主义，试图通过对现实主义安全思想进行继承与改良来揭示安全议题形成与发展的政治过程。

建构主义采用较为温和的社会学方法重读国际政治，注重的不是国际关系的物质结构而是社会规范结构，强调规范（Norms）、认同（Identity）和文化（Culture）对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的功效价值。建构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强调物质本体论，传统的国际体系结构就是国家间“物质主义”能力的分配状况，是国家实力分配状况的体现。建构主义不否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存在，但强调国际社会结构还有一个与物质本体论相对应的观念本体论，观念无所不在，社会结构本质上就是一种观念的分配，由社会关系形成，包括“共有的知识、物质资源和实践三个要素”。亚历山大·温特认为，社会结构是动态的，存在的条件是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如行为体既可以根据自己设定的理论框架建构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建构国家之间的合作。

建构主义学者对社会结构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进行辩证分析。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行为体只有不断地参与国际互动，才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赖中形成“集体认同”，对国际环境和战争危害程度产生共识以进一步推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感。建构主义对新现实主义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特性提出疑问，认为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和他助取决于体系中行为体的身份认同，是在国家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共有观念（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决定的。安全困境是行为体在社会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是主体间性互动关系的产物。如果国家间相互建立朋友关系，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就转变为他助特性。在这种他助的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间不仅不会陷入安全两难，还会在共有文化的作用下会形成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态势，即使有矛盾也会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既然安全困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行为体完全能够在互动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摆脱安全困境，建立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安全共同体理论认为，行为体间互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将显现出互惠利他的意愿，并上升为共同认同或者集体认同。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由国家所造就，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或安全共同体都依赖于国家建构，故而国家主观意愿的转变是全球化时代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有效路径。

建构主义安全观是对以强调物质性为核心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的补充和发展，强调观念的作用，进而强调身份、规范、文化和认同等观念性因素对安全的作用，为安全逻辑的重新建构注入了活力。建构主义对观念、身份、规制等主体互动的强调，对现实主义的物质决定论产生巨大冲击，为其他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创造了空间、提供了方法，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基础性方法论框架。

哥本哈根学派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安全化理论，奠定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安全化理论的精髓在于，在国际关系中，某件事情成为紧急政治问题、安全问题，并不是因为某件事情对国家构成了客观的威胁，而是当一个强大的安全化行为者（Securitizing Actor）认为该事件对某些对象构成了生存威胁，如果该对象要生存，就需要立即加以处理，那么该事件就成了安全问题。某种事物因为被用安全语言谈论而成为安全问题，这种逻辑是一种“表演性的言语行为”。安全是在安全化行为者和听众之间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主体间过程”。巴里·布赞等进一步指出，成功的安全化应该由存在性威胁、紧急行动、通过打破规则对主体间关系产生的影响共同构成。

安全化理论逐渐被发展为一种分析工具，旨在帮助研究者确定谁在安全化、通过什么手段进行安全化、达到什么效果，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定义什么可以被安全化。值得注意的是，安全化过程中存在安全化行为者和安全化分析师两个概念。在安全化过程中，由安全化行为者即指定议题的政治行为者发起，安全化分析师不是安全化过程的决策者，但可以解释行为者的行动，并确定这些行动是否符合安全标准。这一理论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非传统安全议程产生的社会过程与政治动因。

（二）批评主义非传统安全研究

冷战结束后，运用批判路径的欧洲学派或欧洲主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安全研究的理论格局。批判主义非传统安全理论采取了与传统安全理论完全不同道路。批判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理论研究永远不会脱离视角和意图。因此，批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规范性的工作。批评理论者希望将人们从正统观念和危险的意识倾向中解脱出来，让人们意识到可以不拘泥于一些看似不可改变的客观现实，而是可以存在更适合人们发展、实现满足和幸福的替代方案。这一方法流派主要以由肯·布斯和理查德·魏恩·琼斯为代表的威尔士学派（Welsh School）提出的解放理论（Emancipation Theory）和由迪迪埃·彼戈和杰夫·胡斯曼为代表的巴黎学派（Paris School）提出的不安全化理论（Insecuritization Theory）为代表。它们都试图通过对传统现实主义安全范式的批判重新发现安全，摆脱传统现实主义的误区。

肯·布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提出解放理论。该理论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思想精髓，在全面反思传统现实主义安全理论的基础上而提出。解放理论作为欧洲走向非美国理论的新象征，是对现实主义理论取向的彻底转变。解放理论认为，只要现实主义对安全的理解是权力和秩序，人们就会错误地认为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不可避免，即一个行为者的安全就是另一个行为者的不安全，是主流（主要是美国）安全理论所有问题的缩影。肯·布斯认为，人类社会在地方和全球范围内建立的各种社会结构和各种社会进程，本质上都是为了减少决定个人和群体生活的威胁和风险而进行的活动，即世界安全。世界安全的理念与个人和群体的自由、他人的合理自由紧密联系，也与普遍的道德平等与务实而合理的不平等相一致。安全化理论以安全的争议性为基础，将安全的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理论化，而解放理论认为安全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概念。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安全化理论者对安全的实践感兴趣，而解放理论首先关注的是安全的条件。对后者而言，安全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因为它允许个人和群体（在相对的程度上）建立生存的条件，并对构建超越单纯动物性的人类生活有一些期望。在解放理论视野下，实现解放是目的，因此持有这一派观点的学者认为当前安全治理路径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将安全作为目的。

批判理论的另外一支是不安全化理论。不安全化理论立足通过研究如何实施安全来定义安全，认为作为国际关系子学科基础的传统的内部、外部划分已经不再成立。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欧盟的崛起促成了传统安全概念中内部和外部的分野解体，传统威胁的消失使内部和外部安全人员寻找各自存在的理由；欧盟机构和机制的发展，特别是1985年签署的关于人员、货物、资本及服务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申根协议》为此提供了政治空间，使内部和外部安全人员可以在其中互动。不安全理论认为，安全既不应被理解为“人类学的需要”（如解放理论），也不应被理解为“言语行为”（如安全化理论），而应被理解为“边界、身份和秩序概念的安全化、不安全化的过程”。这一理论认为，事情、物体只与实践相关联，类似于犯罪是刑法制度的产物一样，“安全”（或者“不安全”）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制度所界定的。因此，当制度界定了什么是“不安全”的时候，自然也就赋予了政府进行各种类型“安全实践”的权力。不安全理论的目标是关注贯穿内部领域和外部领域的安全化、不安全化实践，希望解开安全框架和安全知识背后的政治逻辑。因此，不安全化理论家特别关注安全政治，认为安全政治是社会实践、意义和概念被单一、中立和客观建构的过程。从这一层面上看，安全化和非安全化从定义上说都是政治过程。

（三）中国非传统安全理论探索

非传统安全的思想及概念源于西方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等广泛领域。中国学者如赵汀阳的新天下主义、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秦亚青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王逸舟的创造性介入理论等，为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由于早期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由西方的理论体系所支配，国内研究基本承袭了西方非传统安全的核心概念、问题领域、方法论和逻辑思维。随着中国对自身非传统安全态势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央决策层对非传统安全的不断重视，中国学者开始独立地审视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现实，并不断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解决方案。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主张受到更多国际认可，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决议，随后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人权理事会决议等多个联合国决议中。2017年9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把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写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2018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通过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并呼吁各国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学者以不同的视角看待非传统安全问题，立足中国的文化特征提出了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话语体系，这一研究类型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在对非传统安全的内涵认识上，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强调安全的问题的整体性，提出了广义安全的观点。在广义安全论的观念中，非传统安全就是新的安全，一切不同于传统的思维、问题、政策等都是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区别于对抗、强调共存与发展的全新理念。在这一观念下，国家安全包含丰富的人文内涵：国家安全的观念、意志和文化，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及人格尊严，社会的公正、平等与共同富裕等。广义安全概念并不否认军事防务安全的重要性，但突出强调安全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致力于协调安全体系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的综合性与多样性，强调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密切联系，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突发性、转化性、国际性、复杂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学界强调，重视非传统安全并非取代或否认传统安全，两者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了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容；传统安全依然是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但要更多地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积极探索以非传统安全路径解决传统安全的内政外交手法，建立统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或基于非传统安全思维的总体国家安全。

第三，在基本理念上，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强调共享安全，而不是零和博弈。与传统安全偏重于对抗、进攻、零和的方式不同，非传统安全认为应基于“利益汇合点”而更多采取合作、对话、共赢的方式。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共识不足、安全观念冲突、安全战略矛盾、安全策略竞争及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体系性应对缺失等众多难题中，对异质性冲突的超越是最为困难的。美国惯用自己的善恶去判定自己与他国之间的异质冲突，较多采用的是独断与强制性策略；欧洲的国际安全观与安全政策有较为包容与共享的特色，更重视契约式安全、机制化安全与法理性安全等路径。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等理念，均呈现对异质性冲突进行非暴力消解的中国式路径。中国非传统安全理念立足中国历史哲学与政治思想基础，以东亚传统安全实践为传承，以期中国与国际社会通过共存、共依、共建、共享的努力，应对国家崛起时的安全困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与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存在较大的区别：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是通过攻击传统安全思想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是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共存之道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的非传统安全思想融合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渊源，以王道主义和“亲仁善”邻为政治思想渊源，体现了中国对非传统安全维护方略与求解人类生存、发展危机的探索，搭建了一套与西方不同的理论范式。中国非传统安全思想以寻求共识为立足点应对安全问题，力图构建独立自主的安全研究知识体系与安全研究范式。

国内外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针对非传统安全的界定及其相关理论的阐释目前依然存在很多的模糊之处，这种概念的模糊性影响了非传统安全治理理论的发展。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大国竞争再次成为当前全球的主要议题，既有非传统安全研究困顿于自身的哲学偏好，难以回应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其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既有理论建设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尽管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定义、范围及其与传统安全之间的划分展开了广泛讨论，但普遍倾向接受安全扩展派的观点，即认为非传统安全主要涉及由非军事因素引起的、主要发生在非军事领域的安全问题。这一思维模式，将非传统安全视为传统安全概念与内涵扩展的产物，忽视了非传统安全具有多样化、国际化及可转换为传统安全威胁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二元对立，束缚了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发展空间。这种理论建设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盲目估计国际体系的变化趋势，低估当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秩序背景的国际体系的韧性，忽略了“逆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回归的趋势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非传统安全研究者一厢情愿地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国家权力和主权下降，国际组织崛起，国家间竞争和战争减少，军事力量与安全的相关性降低。事实上，冷战的结束仅仅结束了欧洲的分裂，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有限。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夸大了非传统安全造成的威胁，忽视了国家依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传统安全的事实。因此，在目前国际体系下，国家依然是国际安全事务的主角，其他行为体的重要性可能会上升，但无法替代国家。同样，国际组织的运作与存在依然依托于大国的资源与能力，尽管联合国在后冷战时代比以前更加引人注目，但国际体系的关键因素并没有改变。联合国缺乏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和资源（自己的部队和独立的财政收入）开展国际安全协调和维和行动，其行为的有效性依赖于各国的合作，在面对大国压力时依旧显得无力。因此，当前安全议题的扩展无法改变国家行为体在安全事务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以概念边界扩展的方式来定义非传统安全，使非传统安全议题碎片化，导致非传统安全研究只能提出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过分追求概念的全面性，往往会引起混淆与模糊，无法获得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概念边界。过分扩张的安全概念并没有明确哪些重要领域是不安全的，肆意扩大安全研究的领域将破坏其知识体系的一致性。包罗万象的非传统安全概念并不具有学术价值，学者不得不着手定义一系列次级概念，从而导致非传统安全研究碎片化。

再次，既有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化过程中缺乏对安全自身政治意义的思考。这种围绕什么是安全开展的研究，使自己沦为安全化工具，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很容易变成价值与意识形态争鸣，无法揭示现实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概念不断“延伸”造成的后果是，这一概念对区分理论建设和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毫无意义。安全应该被看作众多重要价值中的一种，并非人类社会的唯一追求，针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不能回避“多少安全才是足够”的问题。对安全的追求必然以牺牲其他价值为代价，一个较为完备的安全概念应该可以衡量、可以比较，并且是有限度的。安全问题的泛化使安全的价值难以衡量，安全的重要性则难以凸显。

最后，基于扩展主义的非传统安全定义混淆了安全问题的经验分析与道义主张，模糊了安全与安全问题的差异。既有研究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界定很多都建立在价值判断上，甚至将安全问题等同于道义主张。无论是传统安全问题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国际政治专家从事安全治理研究的目标是让安全问题变得可解，并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创造具体的实践操作空间，而不是将安全问题推入意识形态争论的无限循环中。

基于以上四点原因，尽管学界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构成要素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是无法形成统一的“非传统安全”概念共识。这种碎片化使非传统安全概念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容器，大量的非政治与非军事问题都能被轻易地纳入其中而难以形成稳定的边界。

（二）既有理论研究脱离现实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的理论与现实存在脱节，非传统安全研究没有回应非传统安全维护的现实需求，难以完全支撑治理实践。相较于传统安全研究，非传统安全研究更多的是在论证安全问题如何产生。西方学者通过广泛的逻辑推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建构主义逻辑下的安全化理论揭示了非传统安全的表象，无法对现实性安全威胁作出制度性回应。安全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并用它分析安全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利用安全化理论分析时往往较少关注安全是什么，而只关注行为者做了什么。安全化理论的基本逻辑就是，以安全的名义所做的事情等同于安全。除了分析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事件，安全化理论还认为安全是以且仅以安全化逻辑运作。这使安全议题陷入虚无化状态，既然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建构的，那么通过去安全化能否解决所有安全问题？所谓的安全治理是否就是将安全议题转化为非安全议题的政治过程？过分强调安全概念与安全问题的主观建构属性，最终导致安全议题的空心化。安全化理论仅看到了人类塑造安全议题的行为，却没有进一步分析人类塑造安全议题的动机及围绕安全议题塑造与后续应对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故而难以揭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全貌。

非传统安全研究过度意识形态化，偏向满足研究者价值理想而非解决核心安全关切，无法向非传统安全治理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使当前全球安全治理活动往往沦为空谈。解放理论试图将人们从国家和军事安全的“错误”概念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但在实践中，如何实现解放却缺乏操作化手段，很多研究者甚至对该理论是否能够影响现实不抱希望。事实上，欧洲的安全理论虽强调学理反思但很少提出现实措施。例如，不安全化理论只是对政府部门的安全政策发表负面看法，其出发点是阐释不安全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消极影响，而非应对这些消极影响。总体而言，将安全研究过度聚焦观念建构会导致安全理论在伦理、政治和科学有效性方面脱离现实，并最终失去合法性。

国内部分学者虽然意识到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但出于价值偏好却热衷于建构并不现实的“前景性恐慌”，忽视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受制于这种价值偏好，理论研究容易陷入“选择性论证”与“自我合理化”，难以在治理政策中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方案。价值与现实的脱节也有可能造成现实政策与伦理价值被裹挟，限制甚至束缚安全政策制定，在动荡变革时代背景下过于强调和合与中庸并不符合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既有非传统安全研究割裂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难以解释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交织与转换等现象。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发展极其迅速，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很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甚至具备了军事安全属性。西方理论界更乐于创造新的研究议程，而不是解决现有的安全问题，往往会忽略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动因。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非传统安全的国家安全属性变得更为明显，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会重新回到现实主义范式中，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网络空间安全。当前的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一个战略稳定议题，网络威慑也已经被纳入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中，其传统安全属性变得越来越明显。面对这一现象，单一的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研究方法难以有效应对，需要在安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进行突破。

（三）既有理论发展束缚国家安全战略

在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主体界定上存在偏差，难以突破去国家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所谓的多元主义显得愈加教条化、刻板化。现有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缺乏对国家安全关切的重视。现有的非传统安全治理理论研究聚焦全球安全治理与区域治理两个方面，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西方安全治理理论的基本理念是多元化与去国家中心化。安全治理理论将主权国家体系视为传统安全困境产生的根源，而将主体多元化与去国家中心化视为避免对抗、推动合作的根基。但是，随着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非传统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权国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人工智能等重要非传统安全领域，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普遍提升政府在治理体系的权力，加大国家对这些领域的管控力度。

中国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有的学者以广义安全代替国家安全、以多元利益代替国家利益，并以此否认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家的核心地位。这种观点坚持非传统安全及安全治理理论早期的去国家中心主义思想，从安全目标、安全手段与安全治理主体等多个维度否定国家与国家安全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这种观点并没有突破哥本哈根学派、巴黎学派与威尔士学派等早期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些基于西方历史经验与知识体系的观点，并不适合中国的政治传统与政治体系，更无法适应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格局形态。去国家中心主义源自欧洲知识分子对其安全困境和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观察，是对欧洲安全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反思。中国所面临的地缘威胁与欧洲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一个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民族独立战争而重新走上复兴之路的古老大国而言，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是不可跨越的底线，无论是传统安全应对还是非传统安全治理都必须坚持国家主体地位。安全治理领域的去国家中心主义本质上是欧洲国家在实力衰弱、国家能力衰退、国家战略收缩后自我调适的结果，是无法用来指导大国政策与战略布局的。去国家中心主义论断割裂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冲击乃至解构国家在安全治理中的权力地位，故而断不可取。

中国非传统安全与安全治理理论必须突破西方理论去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遵循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逻辑，构建独立自主的、以国家主体为核心力量的多元化非传统安全治理方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下，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一种重要国际政治现象，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后，依然试图通过多元化的安全治理体系支撑非传统安全治理需求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全球安全格局的转变使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正确面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时代特征，让理论发展适应社会事实，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审视非传统安全治理问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大国博弈的强化，赋予非传统安全新的战略意义。当前，非传统安全展现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能力，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着手予以应对。中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层面上的融合，开创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全新格局。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经济结构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社会结构由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国家对外关系由封闭走向开放，国家利益范围由国内向全球拓展，安全视野随之变得更为广阔，安全管理手段逐渐多元化和综合化。鉴于中国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密切互动，在国家安全战略谋划中明确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起来综合考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明确强调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与融合各种安全概念，在国家安全战略指引下，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使用各种手段，实现安全议题的综合治理是未来安全概念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一层面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已成为突破既有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与思想基础。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非传统安全理论发展筑基

在理论建设层面，需突破既有非传统安全研究框架，赋予非传统安全更确切的政治意义。相较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由于其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与多维性，使其安全形态更为丰富、可塑性更高，更容易实现安全化操作。延续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思路将非传统安全议题形成与应对方式选择均视为一种政治过程，立足权力与利益分配的角度看待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本质。在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上需摆脱价值偏好的干扰，探索非传统安全议题所蕴含的国际政治意义。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与安全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的全面系统论述。“十个坚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道路，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升了其理论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报告进一步强调，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方法论。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传统安全，也关注非传统安全，在安全要素、威胁因素和保障措施上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其将各种安全形态融入国家安全中的系统性思想为当前非传统安全理论建设确定了基调。这一观念从更宽广的视角审视国家安全，既不忽视传统军事政治领域的安全问题，也充分认识到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风险，力图在两个层面上形成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安全策略，从而为国家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战略指导。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中国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经为构建出一套完备的非传统安全理论体系确定了基调。在理论层面上，这套顶层设计将推动新安全环境下中国对非传统安全内涵与外延的重新认识，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来源、属性及威胁进行重新界定，对非传统安全治理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对未来安全格局进行重新谋划，通过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定义、治理范式的建构，探索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全新安全格局。在政策层面上，推动中国安全治理体系变革，在新的国际安全环境中构建新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既要深度参与国际安全治理合作，又要在针对外部势力的恶意打压时，能够运用各种非传统安全治理手段予以回应。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理论体系建设方向的确立，成为增强中国的非传统安全风险承受与应对能力、推动有利于中国发展新安全格局建设的重要保障。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非传统安全治理创新赋能

在现实安全问题层面，需要突破非传统安全治理碎片化、技术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怪圈，探究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政治逻辑。国际政治学科视域下的安全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非传统安全议题导致的政治困境，而不是具体安全问题构成的风险挑战。安全治理本质上是一种资源组织方式，它的提出代表着安全应对范式的转换，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逻辑更具有现实意义。非传统安全治理实践需要突破既有非传统安全理论重思辨轻实践、重伦理轻现实的问题，立足非传统安全治理内在政治逻辑，从现实国家安全需求出发为非传统安全治理赋能。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下，非传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应该割裂各种安全形态间的普遍联系来看待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为安全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指引。这一理念不仅突出了国家安全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还强调安全问题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传统安全的同时，统筹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危机、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要积极应对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安全问题，以及以数据安全、供应链安全、金融安全等为代表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安全挑战，还必须密切关注各种领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互相转化的新情况与新挑战。这一全新的安全观念突破了既有非传统安全理论的片面性，为安全治理的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层面的系统性思维为非传统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理念，为非传统安全治理发展明确了路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思维下，国家安全问题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从底层逻辑上否定了传统安全理论的零和博弈思维，强调了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全球发展、维护人类共同安全等非军事、非冲突的安全合作路径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思维催生了非传统安全综合治理路径，强调将经济、文化、科技等更多的社会要素纳入安全治理工具箱，丰富安全治理手段，为安全治理赋能。正如《论语·季氏》提出的“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思想，强调通过文化感召、道义说服等非军事手段化解矛盾、维护安全，为非传统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安全应对层面的统筹治理思想为非传统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方法，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推动了新安全场域的形成，也对国家安全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与国际社会亟须进一步丰富安全维护手段，推动全球安全治理能力发展。随着新安全问题的不断涌现，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际安全形势变得愈加复杂，单一的安全治理手段难以应对。在加强传统的安全维护与相关保障能力建设的同时，注重发展外交、司法、科技、文化等社会元素的安全治理功能，统筹社会资源共同应对安全挑战成为当务之急。总体国家安全观敏锐地发现了非传统安全发展的这一重要趋势，强调推动各领域力量融合，形成统一高效的国家安全能力体系。这种新思路使更多的社会力量被纳入整体国家安全议程中，弥补新安全场域产生导致的治理能力短板，在统筹各种力量后，赋予非传统安全治理更多、更强的安全应对能力。

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统筹管理，为应对当前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新安全威胁不断涌现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应对思路。随着数字化与网络化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了紧密的普遍联系时代，未来的国家安全不再是一个国家独立面临的问题，而是在一个国家受到安全压力时，对其他国家也将构成不同程度威胁，甚至波及整个地区或全球的网络化、整体化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的整体性与全球性日益突出。加强国际合作、多边合作的安全治理道路势必成为实现国家安全的主要途径。ａ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治理也必将承担更多的功能与职责。实现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统筹管理将进一步为非传统安全治理赋能，使其能够在更为广阔的安全领域中发挥作用，应对更多的安全挑战。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非传统安全理论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指引，促进国家安全治理手段的变革，为非传统安全治理创新赋能，对国际社会应对新安全问题、破解安全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非传统安全国家战略定位

在战略层面，需要突破去国家中心主义，明确国家安全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核心地位，遵循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规律谋划中国非传统安全治理战略。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非传统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政治和国家安全利益关切已经成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核心议程。政治和经济治理的组织方式决定了特定权力关系的形成。既有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及围绕其发展形成的各种治理主张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与地缘政治环境的产物，冷战结束后这些理论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如去国家中心主义等已不再符合当代中国战略环境与大国身份需要，抱残守缺将背离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科学规律，也不符合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基本需求。

在大国竞争时代，中国非传统安全理念不应是被动地应对威胁，而是主动围绕非传统安全问题设计国家战略，调整权力关系，积极发挥国家主体的优势，通过构建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安全利益。随着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深入，非传统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战略之中已成为大势所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统领国家安全工作的方略，对国家安全战略具有根本性、纲领性、方向性指导作用。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理念打破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分离的观点，强调两者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在现实中，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与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等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割裂两者，就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安全挑战。总体国家安全观将非传统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大框架之中审视，有助于准确把握非传统安全的地位，认清非传统安全的本质，在国家层面予以战略定位。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相比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多直接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因此更加需要将人民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彰显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地位，引导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时更加重视人的因素，体现了国家保障人民安全、维护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明确了谁的安全、安全为了谁、怎么实现安全等重大问题，为中国非传统安全战略确立了价值目标。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国家在确保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同时，把国家利益放在优先地位，使三者之间形成有机统一。当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如能源安全直接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网络安全事关国家政治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善于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外交等手段维护国家利益。要求国家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必须立足自身需求，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看待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中国非传统安全战略明确了基本要求。

总体国家安全观致力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在认识和应对安全威胁时也会有所差异。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一些安全治理机制，往往体现其自身利益诉求，不完全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实际。中国应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积极探索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有效治理之道。这就要求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坚持独立自主，体现大国担当，彰显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为中国非传统安全战略制定实现路径。

由此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多维度为非传统安全进行了战略定位。这一定位突破了传统安全观，准确把握了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彰显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开创了中国特色安全治理道路，对于推进国家安全领域现代化治理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构成严重挑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演化，其影响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基本立足将非传统安全视为一种全球性公共议题，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倡导构建全球性、区域性的多边合作机制。这些主张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凝聚共识、促进合作，但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其局限性也愈加明显。一方面，既有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受限于西方理论界为非传统安全与安全治理构建的概念甚至价值框架中。在全球化时代，用这些理论套用不同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或沿着西方思维模式探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伦理价值和意义，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在客观上推动了安全研究的发展。但是，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大国竞争的日益激烈，过度关注具体的安全问题，最终的结果不是将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转变为一项安全治理技术研究，而是将之转变为一项安全管理模式研究，从而难以回应新安全格局下非传统安全议题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忽略非传统安全议题产生的国际政治根源，导致研究越深入则理论碎片化程度就越高，不利于实现非传统安全治理总体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地缘政治热点频发，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众多全球性问题转变为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议题，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共同挑战演变为大国博弈的工具，非传统安全治理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在此背景下，以往“去国家中心主义”的非传统安全治理理念难以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无法回应日益上升的国家安全需求。

在新的大国竞争背景下，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必须纳入国家战略顶层设计予以统筹谋划、系统应对。我们认为，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破除“去国家中心主义”窠臼，从政治高度、战略层面审视非传统安全，将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作为根本立场，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只有把国家战略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有机结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维护人民安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立足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利益和特点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之路。为此，我们必须突破既有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束缚，将非传统安全治理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顶层设计中，使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完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提供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努力推动形成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