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0日，天津论坛2025年年会“城市高质量发展：协同、创新与可持续”分论坛在万丽天津宾馆召开。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朱光磊，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社长胡敏，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秘书长、MPA中心主任翟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林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发布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的最新成果《中国政府发展研究报告2024》和《中国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报告2024》。

朱光磊对出席大会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在致辞中指出，天津论坛作为由天津市政府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的重要学术平台，已成为推动中韩学术交流与区域研究合作的重要桥梁。论坛自创办以来，始终以“城市”为核心议题，紧扣时代发展的脉动，围绕城市治理、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体现了南开大学在推动城市研究与国际交流方面的学术担当和开放姿态。他强调，天津论坛不仅承载着学术探索的使命，更承担着促进区域合作的责任。论坛的发展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尤其得益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双方通过共建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等平台，持续深化学术合作，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机制与丰硕的研究成果。

朱光磊教授还提到，天津论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城市作为观察世界的窗口。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兼具开放性与包容性，为论坛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与研究样本。论坛每年围绕不同主题调整议题，既保持延续性，又展现创新性，充分反映了学界对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持续关注。他邀请在座的专家学者、青年教师与同学们继续关注和参与未来的天津论坛，共同推动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他表示，天津论坛将持续举办，期待与各界嘉宾在南开相聚，在天津相会，以学术为媒，共话城市的未来发展。

朱光磊在介绍《中国政府发展报告》时表示，政府发展年度报告的持续推出，是一项长期积累的学术工程。十七年来，报告团队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与学理创新并重，以系统研究和数据分析为基础，努力描绘中国政府发展的动态图景。系列报告记录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型、机构改革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程，也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轨迹。

他介绍，本期报告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聚焦政府发展的全景式研究，将政府发展从政治发展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专门、稳定、系统的研究范畴加以探讨；二是突出时代导向，紧密联系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三是在结构设计上形成五个递进部分，包括政府职责体系、府际关系与机构改革、绩效管理与机关管理、政府改革热点与基层治理、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指数研究；四是强调年度性与连续性，持续推出系列化研究成果，形成稳定的知识积累和学术传统。朱光磊教授指出，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发展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愈加凸显。未来，研究团队将继续开展深入研究，不断拓展国际视野。

最后，朱光磊教授对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同仁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表示衷心感谢，对参与报告编写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辛勤付出给予高度肯定。他强调，报告能够持续十余年得以完善推进，离不开中央编办、民政部、财政部、教育部、天津市等党政机构的指导与支持，以及学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的有力推动。他进一步指出，南开大学将以即将成立的国家治理研究院为新的起点，整合多学科资源，搭建跨领域、跨机构、跨国界的研究平台，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库服务。他表示，希望借助天津论坛这一国际化学术平台，让中国政府发展的研究成果被更多人关注、被世界更好理解，共同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与传播。

翟磊教授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报告》正式启动十周年。报告最初以“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报告”命名，实质上采用了指数化的研究方法和评估体系，旨在系统衡量地方政府的发展能力。十年来，研究团队持续完善指标体系和数据来源，从最初组织学生发放问卷，到组建专业团队，逐步获得学院、学校及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的支持，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调查与分析机制。目前累计收集问卷近6万份，获取客观数据逾万条，历年评价城市总数达453个/次，覆盖全国各省份省会城市与计划单列市，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数据库。

报告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2015—2016年为探索期，重点在于指标体系构建与问卷试发；2017—2019年进入独立出版阶段，实现独立成果的转变；2020—2022年受疫情影响进入调整期；2023年以来在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支持下，步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十年来，团队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内外部相结合、主客观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指标体系，构建起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服务提供、资源利用、科学履职与学习创新六大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

从研究结构看，报告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地方政府发展能力的综合分析，关注年度总体趋势；二是六项一级指标的分项研究，深入分析不同能力维度的表现；三是专题研究部分，聚焦特定地区或类型城市的比较分析，如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资源型城市等。近年来，团队还根据样本变化和现实议题进行动态调整，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年度发布机制。

从最新研究结果看，公众对地方政府总体满意度保持较高水平，但主观评价普遍低于指数得分，显示社会对政府发展仍有更高期待。不同群体间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农村户籍、老年群体以及长期居住者普遍对政府表现更为满意；而高学历、中等收入群体对政府的期待与评估差距较大。这些差异反映了社会结构与政策效应的复杂互动，也提示政府在服务供给与绩效提升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目前，团队正推进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数据库建设，通过数字化管理实现数据积累与智能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数据库整合主客观数据，支持多维度检索与可视化分析，将为学术界和政策研究提供更系统的研究工具。未来，团队将继续深化中观层面的政府发展研究，重点关注省会城市与计划单列市的比较分析，总结地方治理的最佳实践，探索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与经验模型。

胡敏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天津论坛发布的《政府发展研究报告》和《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报告》两部成果，集中体现了南开大学在政府发展领域的深厚积累。两本报告一体两面、相互呼应，前者从理论层面阐述政府发展逻辑，后者以指数化研究方法呈现地方治理能力的实证结果，理论与数据相得益彰，构成中国政府发展研究的“姊妹篇”。他表示，从出版者与读者的双重视角看，两本报告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紧扣“大部制改革”、宏观调控、府际关系与财政金融变迁等最新议题，反映出新时代中国政府治理的动态脉动；二是“专”，体现了专业深度与研究定力，充分展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及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在该领域的独特学术优势；三是“精”，体现在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的精湛性。六大一级指标体系揭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多样景观，也以数据形式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生动实践。

胡敏教授强调，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回应现实问题、回答时代之问。《政府发展报告》和《地方政府能力报告》正因其对现实关切的回应而展现出“真理的魅力”，又因其持续积累与动态更新而焕发出“恒久的张力”。他认为，这两部报告不仅是对中国政府发展规律的系统呈现，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关系的持续探索。如何在“放得活”与“管得住”之间取得平衡，正是未来政府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两部报告继续关注的核心议题。最后，胡敏教授对南开大学的长期合作表示感谢，并对青年学者寄予厚望。他期待，未来两部报告能够持续推出，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进展与实践成果，也希望更多高校教师和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一学术共同体中，共同推动政府治理研究走向更高水平。

主题发言的上半场由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志红副教授主持。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爱德华-凯尔德政治学讲席教授，苏格兰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杜珍教授以“英国当前的城市发展趋势以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在英国的含义”为题，认为英国城市发展的核心任务在于应对多重结构性挑战，包括气候危机、人口变化、社会不平等、消费模式转型及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未来的城市治理必须在可持续性、包容性、宜居性与公共健康之间寻求平衡，从而构建兼具韧性与活力的现代化城市体系。

首先，气候危机成为城市发展的首要议题。气温上升与洪水风险的增加要求英国各城市在规划中强化气候适应性设计。城市需要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来增强防洪和减灾能力，同时，通过推动建筑节能改造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其次，人口结构变化对城市公共资源配置提出新的要求。人口增长与家庭规模缩小导致住房需求增加，对公共服务体系形成压力。应通过城市空间的再利用来控制无序蔓延，优先开发棕地、保护绿地，从而实现紧凑而高效的空间布局。再次，社会不平等与排斥问题依然是英国城市治理的顽疾。财富与贫困区的空间分化加剧社会断层，阻碍社会凝聚力。

在消费模式变化方面，电子商务的普及和郊区购物中心的兴起，导致传统市中心的衰退。城市更新的重点应从单一商业空间转向“生活—工作—休闲”一体化布局，推动中心区功能复合化，形成步行友好、自我循环的社区形态。此外，交通与基础设施滞后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以及居民身体活动不足等问题相互叠加。应大力发展低碳交通体系，将数字技术融入基础设施管理。

未来，英国城市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聚焦于可持续性、可负担性、社会包容与公共健康四个维度。城市必须在应对气候与人口挑战的同时，推动碳中和、社会融合与空间复合化，形成以绿色、智能、包容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吴建南教授围绕“相互依赖何以推动协调增效”一题指出，尽管“数字中国”战略与智慧城市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但在实践中，前一轮数字化转型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应用场景“虚化”“退化”“大化”“全化”，投入大量资金但基层干部使用意愿不高，数字化转型在减负方面效果有限，甚至存在增负现象。同时，新技术的引入在不同利益相关者间存在认知差异，企业和政府在成本、使用预期上的分歧，使得技术能否高效应用取决于背后的体制机制。基于此，吴建南教授强调，数字化转型中利害相关者的相互依赖机制及其所带来的协同增效至关重要。

吴建南教授借鉴相互依赖研究，并结合资源依赖理论与协同治理框架，提出相互依赖是协同的前提条件。相互依赖的形成可能来源于组织关联程度以及技术嵌入程度，在这两者共同作用下，可形成四种不同的相互依赖模式，从而影响协同绩效。吴建南教授分享了四个案例，分别是上海街道的“一网通管”、上海崇明区“公共数据平台”、北京海淀“城市大脑”和成都新津区“基层报表通”。案例分析显示，不同的技术嵌入和组织关联程度导致相互依赖的强弱不同。街道“一网通管”呈现较弱的合同型相互依赖，技术嵌入对利益相关者关系影响有限；数据共享平台通过技术驱动实现部门间的相互依赖；“城市大脑”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耦合强化了相互依赖，使各方成为命运共同体；“报表通”则在技术嵌入和组织联结双重作用下形成最强的相互依赖，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增效。吴建南教授指出，技术嵌入与组织联结共同推动利害相关者间相互依赖的形成，相互依赖性越强，数字化转型的协同绩效越高。他指出，未来应促使政府、企业与智库构建协同发展生态，并在有限财政条件下优化协同机制。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策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周忠良教授聚焦于中国三级公立医院医疗资源的高质量发展，探讨了“城市三级医院医疗资源高质量发展趋势与困境”。他认为，三级医院不仅承担疑难重症诊疗，还承担医务人员教育培训、临床教学、医学前沿研究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并在区域医疗体系中起引领和辐射作用。过去十年，三级医院数量、床位和职业医师人数均快速增长，诊疗量持续上升，为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为期望寿命增加、新生儿及孕产妇死亡率下降等指标。

然而，三级医院发展也存在突出问题。首先，高速扩张导致对基层医疗资源的虹吸作用，使大量非急危重症患者集中到三级医院，增加居民就医负担，削弱县域及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其次，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增幅高于中西部，进一步加剧区域差距。再次，三级医院的快速发展引发竞争激烈和民营资本投入过度，可能导致部分二级或三级医院未来倒闭，医疗人力资源浪费。总体来看，三级医院的发展在提升医疗服务供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分级诊疗和基层能力建设的政策目标。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周忠良教授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一是强化国家层面规划引导，规范三级医院建设总量、规模与功能定位，严格审批无序扩张和资本驱动建设；二是优化区域布局，重点支持中西部及薄弱地区发展，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化；三是推动三级医院差异化定位，形成专科化、特色化发展路径，避免同质化竞争；四是深化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完善医保引导机制，将普通病种下沉基层，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五是完善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将医院发展导向聚焦高水平医疗服务，实现三级医院功能回归和整体医疗体系优化。

清华大学数字政府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小劲教授围绕“装置与空间：政务便民服务热线电话在城市治理中的穿透与叠加功能”一题，指出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作为城市治理创新的独特装置，在城市治理中具有多维度的功能和作用。他表示，中央政府大力推进热线作为治理抓手，是出于优化城市治理、提升公众参与和政民互动的目的。北京“接诉即办”模式是一种典型实践。张小劲教授借用装置理论，将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视为城市治理系统中的一个核心节点。政务便民服务热线不仅是信息中转和投诉渠道，更是一种装置，具有可选择性、可持续性和不可替代性，可以以相对低成本实现治理空间的穿透和叠加，将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基层到市民及企业的治理空间联结起来，从而实现治理资源的整合与高效运作。

张小劲教授指出，热线的独特价值还在于提升公共治理的参与性与共情性。市民通过热线获得参与感和情绪反馈，即便诉求未完全解决，也增强了对政府的信任感和互动感，体现了“小投入、大收益”的治理效果。最后，他认为，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在全国各地的扩散并非偶然，而是其独特的治理空间叠加与穿透功能，在实践中显现出显著优势，使其成为城市治理创新中的关键装置。

主题发言的下半场由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立强教授主持。

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秘书长、MPA中心主任翟磊教授以“从规制到赋能：城市公共数据流量的治理逻辑”为题，围绕城市公共数据流量的治理逻辑展开，强调在大数据和数字技术背景下，公共数据流量已成为城市生产、治理和服务的重要基础要素。她指出，公共数据流量具有规模性、流动性和迭代性，其生成来源广泛，包括公共部门摄像头采集、交通出行轨迹，也包括企业和市场主体的数据。这些数据在不断流动和迭代的过程中形成公共数据流量，对城市治理空间和时间延展具有关键作用。翟磊教授提出了公共数据流量的概念。当数据达到一定规模并实现确权，它就成为数据资产；在有序流动过程中，这些数据资产生成公共数据流量，而在市场化条件下，数据资产甚至可以转化为数据资本。公共数据流量具有公共性、共享性、开放性、价值性和安全性等核心属性，为治理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在治理逻辑上，翟磊教授提出“从规制到赋能”的两层思路。规制层面聚焦解决公共数据流量使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包括数据共享与数据安全的平衡、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协调，以及公共性与部门利益之间的矛盾。赋能层面则关注公共数据流量如何创造价值，即通过平台建设和应用开发，使数据资源开放给政府内部和外部主体，推动智慧应用落地。

翟磊教授进一步强调，从技术与组织双维度构建公共数据流量治理体系是核心路径。在技术层面，建设数字底座和安全体系，配合智能中枢，实现数据流量的整合和智能化处理；在组织层面，通过统一门户、跨部门协作和数据授权使用，实现公共数据流量的合理流动与价值释放。她提出，权属框架明确公共数据所有权归政府，管理权由数据管理部门和职能部门掌握，使用权可对内部或外部授权，而监管权由技术与监管部门履行。在这一体系下，公共数据流量不仅支撑政府决策和城市治理，也通过赋能社会主体和市场参与，形成治理创新与价值创造的闭环，实现数据资产向治理能力和社会服务价值的有效转化。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王华讲师聚焦“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生态系统”，提出将社区养老服务视为一个多层次、多主体互动的生态系统。她以自身花园种植的经验类比社区治理，认为社区中的公共服务如同花园中的生态系统，需要整体与微观系统的协调互动，才能保证社区服务的有效性与持续性。

王华对国内外经验进行了借鉴分析。她指出荷兰博组客模式通过“剥洋葱式”社区照护网络，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逐层介入，从自理阶段的自主管理，到半失能阶段的邻里协助，再到失能阶段的专业团队介入，实现多元化需求的精准服务。同时，固定的护工团队有助于建立长期关系，提升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和社区归属感。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通过制度化的资金保障，实现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的自然衔接，使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得到制度支撑。王华还考察了台北的多文化社区照护，通过培训移民照护人员参与老年人日常生活与节庆活动，既丰富了老年人精神生活，也体现了城市的包容性。王华发现天津的社区养老模式多样，通过将养老机构、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食堂、田园养老基地等功能整合，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在实践方面，王华指出，健康可持续的社区养老服务不仅依赖政策设计，更需要社会治理创新和多主体协同。她强调，城市政府在社区养老生态中应承担政策支持、服务协调与监督职能，同时考虑性别平衡、资源公平分配及创业者持续性的问题。在制度设计和发展战略的支撑下，多元主体互动的社区养老生态系统能够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