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0%提高至2023年的66.16%，城镇常住人口从7.31亿增加到9.33亿，城市数量从657个增至694个。伴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治理的相关议题得到高度重视。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同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动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人为本。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是1978年后首次召开的城市会议，会议强调城市治理对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性。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新时代以来中央关于城市治理的政策内容见表1。

那么，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内城市治理的研究有哪些特点？针对哪些议题展开了研究、有什么理论发展？继而，在此基础上如何加强未来的研究？接下来，本文将对既有研究进行回顾，分析新时代以来城市治理研究特点、主要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并展望未来的相关研究。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少数学者对国内城市治理研究展开了相应的梳理，分析了相关研究的发展，但是尚有一些可探索的空间。

吴建南等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城市治理研究以行政学与国家行政管理相关领域为主流。然而，跨学科合作和国际化研究仍相对较少，尤其在环境科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交叉研究较为薄弱，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李佳依等对空间正义的理论发展及其在城市资源分配中的应用进行了系统梳理，阐明了其形成脉络和在城市化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发现，尽管空间正义理论在构建方面已有进展，但在实际应用和案例研究中仍存在不足。杨秀勇等指出中国的城市治理研究从宏观议题向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和治理现代化等微观议题的转变趋势，研究热点与国家政策的变化高度一致，反映了政策导向对学术研究的显著影响。

相关研究展示了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进展，尤其是指出国内研究从宏观治理向微观层面的数字城市、智慧城市转型研究逐步细化的趋势。但是，现有的文献综述仍存在相应不足。首先，未对新时代以来的国内城市治理研究的总体特点进行梳理，还未及时跟踪新近发展。其次，缺乏对关键研究议题的深入分析，未能全面展示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这使读者难以全面掌握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和未来发展方向。

（二）研究方法

为了梳理新时代以来国内城市治理研究的发展现状，本文主要采用统计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2013—2023年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的相关论文展开分析（见图2）。

我们选取每年引用率最高的两篇文章，排除时间因素对文章引用率的干扰，共得到22篇高引用的文章（见表3），在这些文章中，引用率最高的前三篇文章分别是发表于2015年的《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发展与走向》（被引用483次），发表于2019年的《治权统合、服务下沉与选择性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社区治理的“复合结构”》（被引用317次）和发表于2015年的《一核多元：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被引用308次），全部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

（二）研究机构

本文采用CiteSpace软件生成了2013—2023年的机构共现网络图（见图3）。统计发现，在城市治理研究领域发文量前五位的机构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164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34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119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10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103篇）。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79篇）、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78篇）、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74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73篇）和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65篇）等单位的发文数量也较多（见表4）。

（三）作者发文量与情况分析

在发文量前十位的学者中，吴晓林以29篇发文量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姚尚建，其发文量达到23篇，吴建南和王佃利的发文量都为17篇，韩志明以16篇发文量排名第五，杨宏山与张京祥以15篇发文量并列排名第六。其他学者如易承志（14篇）、锁利铭（13篇）、董慧（12篇）等也表现出较高的研究活跃度（见表5）。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Munck与Snyder的方法论界定，将研究方法划分为实证分析与归纳演绎两大类别。统计分析发现，新时代国内城市治理研究的方法已转向以实证研究为主（见表6）。

2013—2023年，国内城市治理研究中的实证分析方法的研究共计1506篇，占所有样本的63%。其中，质性实证研究占所有样本的32.8%（784篇），定量实证研究则占13.7%（329篇）；质性为主的混合方法占10.1%（243篇），定量为主的混合方法占6.2%（150篇）。

使用归纳演绎法的文章为883篇，占所有样本的37%。其中，归纳的、质性的研究方法在所有样本中占24%（575篇），归纳的、定量的研究方法占1.7%（43篇），其中演绎的、半形式的研究方法占3.6%（87篇），演绎的、形式的研究方法占7.4%（178篇）。

近年来，案例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在揭示城市政策执行效果、社区治理模式及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在研究的时间段内，案例研究文章共计318篇，占比21.1%；定量分析的文章共计522篇，占比34.6%。

2013—2023年，国内城市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智慧治理、基层治理、城市更新、敏捷治理、接诉即办五大议题（见图4）。

（一）智慧治理

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智慧治理的研究快速发展，既关注了数字技术的应用效果，也关注其应用的局限性。

1.智慧治理的效果
在智慧治理领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新兴技术的应用及其引发的治理变革。研究显示，大数据、“互联网+”、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兴起为智慧治理提供了支撑，至少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智慧治理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研究显示，各地积极探索“互联网+公共服务”，借助“一站式”平台整合数据资源与审批流程，提升居民服务的便捷性与可及性， 智慧技术能够系统实时分析公共服务需求，并根据需求变化精准调整资源投放。 城市管理者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可在物理空间基础上构建虚拟空间，增强城市运行的实时监测能力，并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随着一些地方推动数字化治理，“一网统管”“城市大脑”等新兴治理实践成为相关研究的热点。上海等一些城市建设的“一网统管”平台，能够实时捕捉城市运行动态，为治理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撑。 研究指出，智能化平台有助于克服传统治理中的信息割裂与资源调度低效问题， 实现高效的信息管理与传递， 提升政府服务的满意度。 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数据共享能够构建城市运行的全景图，助力管理者实现“一屏知全城” 。

其二，智慧治理有助于扩展公众参与空间。研究表明，数字平台通过搭建在线议事与公共事务反馈渠道，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便捷途径。居民可直接在平台上表达诉求、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从而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数字平台通过整合资源、共享信息与优化协作机制，有效连接政府 、公众和社会组织，推动社会治理的高效联动与精准协作。

其三，智慧治理有助于城市风险防控。数字技术可精准采集数据与智能协同，助力构建涵盖风险识别至灾后评估的全流程应急管理体系。研究显示，智慧治理平台能通过海量数据分析帮助管理者精准识别风险隐患，并预测其演变趋势， 从而提升应急响应的及时性与科学性。 卫星遥感等数字技术可为风险管理的经验总结与未来防控策略提供数据支撑，推动治理模式向前瞻性与韧性治理转型。

2.城市智慧治理的影响因素
在肯定智慧治理效果的同时，学者还探究了影响“城市智慧治理”的因素。

其一，数据基础。智慧治理面临数据壁垒的挑战。在一些城市，超预期突发事件处置和跨部门协同中可能因缺乏灵活性或受数据壁垒影响而失效。 研究表明，数据壁垒的形成主要源于三方面原因：第一，数据采集滞后与标准化建设不足，不同部门和领域间数据格式不统一、技术接口不兼容，阻碍了数据的高效互联互通； 第二，部门间数据共享动力不足，部分部门担忧数据透明化可能削弱其权力或资源控制，因此倾向于将数据视为私有资产，拒绝共享或仅提供有限访问权限； 第三，跨部门数据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既缺乏明确的责任分工， 也缺少针对数据共享与使用的绩效评价体系，导致数据流通的效率与质量难以满足智慧治理需求。

其二，组织因素。一般来说，技术引入要求对组织结构进行相应重塑，需突破原有部门边界，构建动态且弹性的协调机制，以适配智慧治理的敏捷性与精细化特点。 要推动城市智慧治理，首要的就是要由不同部门的组织“明确数据采集、处理、共享和存储的全流程规则，以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保障技术高效运行” 。此外，整个智慧治理的体系架构、响应联动均有赖于组织改革。一项对特大城市数字化风险防控的研究就指出“大数据的应用能否得到组织协调的响应，是其在风险防控中发挥作用的关键” 。

其三，信息安全。智慧治理依赖大规模数据采集、存储与处理，尤其涉及个人隐私信息，这种集中化存储模式易成为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研究显示，部分智慧治理平台在数据使用过程中透明度不足，公众对自身数据的采集范围、用途及存储期限等缺乏清晰的知情权，进而降低公众信任度。 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在城市智慧治理中的应用，可能带来信息不对称 、算法歧视和隐私侵犯等风险。这不仅会降低公众对智慧治理的认同感，还可能加剧社会分化。

（二）基层治理

国内学界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热度不减，研究了基层治理的五种逻辑。

1.党建逻辑
学界集中研究了党组织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机制。首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推动党员通过多种方式深入参与社区事务。一些地方的实践表明，基层党组织通过包片联户、参选业委会、认领项目、维持秩序等手段，提高了社区问题的发现和响应效率。 其次，党组织的资源统筹能力是提高基层治理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社区党组织通过党群服务中心等平台，整合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资源，形成多主体协作机制， 缓解了资源分散和供需错配问题。 最后，党组织在推动基层治理跨部门联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整体协调能力，通过明确核心任务、整合分散资源、形成联合行动，提升了基层治理的系统性和执行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时期就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执政后通过基层组织将民众动员起来，推动了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基础的建设，增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对准现实，学者提出“党链接社会”“政党组织社会” “政党助推社会”等来解释党建引领的内在机制，指出“党链接社会”发挥“主体补位”和“社会建构”的双重作用。

2.权责逻辑
有学者从权责关系的角度解释了基层“小马拉大车”的现象，认为其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基层面临较大的“问责压力”。随着问责制度的加强，基层政府在执行任务时承受的压力显著增加。尽管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基层干部的行为，但其过度强化的实施带来了负面效应。 研究表明，过度强化的问责机制会促使部分基层干部采取避责行为，以降低被问责的风险。 这些行为通常表现为形式主义或低质量的执行，旨在减少实际风险并避免因任务未完成而被追责。 此外，问责过程中存在情绪化、运动式、加码式等多种异化现象，进一步削弱了问责机制的有效性。

第二，基层面临“权责不对等”的困境。属地管理原本应通过地理空间明确责任并推动落实，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将其作为“甩锅”工具，导致责任转嫁，治理目标难以实现。 研究提出，一些职能部门借“属地管理”之名，将治理事务和责任层层下放，却未同步下放相应的权力和资源。 为了确保治理目标的实现，上级政府缩小了基层的裁量空间，提高了工作要求，导致基层治理规则愈加烦琐。 在追求精细化和高效化的过程中，基层治理模式逐渐陷入了事务和责任层层叠加的“过密化”困境。 在此背景下，基层组织由于行政负担过重，缺乏自主调整能力，导致政策落地效果受限。

3.财政逻辑
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围绕财政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各治理主体对财政资源的占有、分配与使用方式，进而激励不同的治理行为。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基层治理的财政逻辑。

自2007年政府预算收支分类体系和预算科目改革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普遍实施了“居财街管”财政配置模式。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安排下，社区缺乏对财政经费的直接控制和支配权，导致其自主性受到限制，难以灵活应对实际需求，往往只能按照上级指示的预算和资金框架执行。

为提升社区服务能力，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台了社区服务专项资金政策，以项目制方式拨款支持社区公共服务。这项政策旨在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区服务自主性，但由于资金管理权限在街道与社区之间界限模糊，政策目标在实践中常被扭曲。 研究指出，一方面，在原有“居财街管”财政体制下，街道掌握对社区项目的最终决定权，部分专项经费容易被挪用，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名使用； 另一方面，专项经费的申请、审计、考核程序烦琐，打击了社区申报的积极性，导致部分社区不愿或不敢申报，进而影响资金使用效率。

当前，一些实践探索和学术讨论提出了另一种城市基层财政模式的可能性。研究提出，在社区公共财政制度下，社区对财政资源有自主决策权，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地提供服务，从而精准回应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有研究分析了成都市社区公共财政的做法，指出“资金配置的改革，既为社会主体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也成为撬动社会参与的杠杆” 。同时，一些发生在小区内的“信托制”改革，重塑了现有空间的利益结构，解决了业主产权所有者的关键问题。

4.数字逻辑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技术数字化，数字治理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最新形式。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城市基层治理方式的变革，特别是在信息采集、资源调配和服务供给三个环节。首先，在信息采集环节，物联网设备和数据采集平台的广泛应用，使基层治理从传统的人工汇报模式转向智能化动态感知。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构建覆盖社区网格的动态监测体系，提升数据采集的实时性和精准性。 通过自动化数据采集与整合，基层政府能够精准识别关键风险点，并提高对突发事件的预警能力。 其次，在资源调配环节，数字协同平台打破了传统治理中部门割裂的局面，整合了辖区内的多主体资源，并依托数据驱动实现精准投放。 最后，在服务供给环节，数字技术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响应效率。研究表明，社区治理平台不仅通过在线系统缩短居民诉求传递的路径，还借助数据分析全面掌握居民需求，提供精准、定制化的公共服务。

5.社会逻辑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已成为城市治理中的时代命题。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单一行政逻辑难以应对基层治理的复杂问题，社会参与的价值与效能愈加凸显。在此背景下，社会逻辑的激活既是对“国家在场”治理传统的继承性超越，也是对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创造性探索。国内学界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国家助推社会、国家创制社会”等机制。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共生互融的关系，而非截然分开。国家通过“助推”策略，为城市邻里再造提供了关键推动力，增强了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这种方式避免了传统的“国家退出”与“国家介入”二元对立，通过“弱干预”引导社会个体作出最优选择，从而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

研究指出，在基层治理中，国家不仅创制社会伙伴，还确保其在制度框架内运行，是为“国家创制社会”的中国本土逻辑。 该机制通过“桥接”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既保持了治权统合，又通过选择性调整治理要素，增强了国家的合法性和自主性。需要说明的是，与西方社区共同体的“纯社会性属性”不同，中国的社区不是单一的社会组织单元，而是集“政治、服务（行政）、社会”三重功能于一身的复合体。

尽管城市基层治理过程中，社会自治的作用受到重视，但依然存在社会自治不足的问题。研究提出，居民自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较少，成为社会自治不足的主要原因。一些学者指出，非政府组织的培育与参与受到限制。尽管非政府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资金、政策和资源的制约，其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三）城市更新

2013年以来，城市更新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学界不仅关注城市更新的方式，还探讨了城市更新所面临的挑战。

1.城市更新的主要方式
国内学界主要分析了“再开发、整治改善、保护更新”三种城市更新方式。其一，再开发。该方式适用于建筑老化严重、土地利用低效、基础设施难以修复的区域，涉及建筑功能调整、公共空间重塑与基础设施升级。 研究显示，再开发有助于提升土地价值、优化城市形态并推动产业转型，但其成本高、社会影响广泛，尤其在居民安置、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肌理延续等方面面临挑战。 有学者认为，政府在实施再开发模式进行城市更新时，通常通过规划管控、财政支持与市场调节等方式加以引导，以降低社会矛盾并保障公共利益。

其二，整治改善。该方式是指通过建筑修缮、基础设施升级与空间调整等方式改善居住环境，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并增强城市功能的适应性。 研究显示，其优势在于成本较低、社会干预程度小，既能减少居民搬迁压力，又有助于维持社区网络与社会结构的稳定。 然而，由于依赖现有空间格局调整，整治改善难以彻底解决土地利用不均衡与功能配置错位等结构性问题。 研究指出，政府通常通过财政补贴、政策激励与社区协作等方式引导整治改善，以提升更新效率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其三，保护更新。该方式不仅关注物质空间修缮，还涉及社区文化延续、社会结构稳定与经济发展平衡。 研究指出，保护更新的主要策略包括历史建筑修缮、城市肌理维护、公共设施优化与土地用途调整，减少城市发展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 尽管保护更新有助于延续城市文化记忆并保持区域特色，但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经济收益有限、产权协调困难与商业化侵蚀等挑战。

2.城市更新的现实挑战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界发现，城市更新面临“跨部门协同困难、资金保障不足、产权的归属不清与主体分散和群众参与意愿不足”等现实挑战。

其一，跨部门协同困难。城市更新涉及规划、土地、财政、金融等多个部门，但由于职能分工、工作重点及目标不同，跨部门统筹协调面临较大挑战。 研究指出，一些城市在推进城市更新时，不同职能部门间职责交叉、管理边界模糊，导致审批流程复杂、协调成本上升，甚至出现责任推诿现象。 部门间的信息壁垒限制了数据共享与决策联动，缺乏有效协作机制，易导致政策执行脱节，影响城市更新项目的整体推进效率。

其二，资金保障不足。城市更新通常资金需求高，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建设周期长，同时投资回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使融资难度较高，直接影响项目的可持续推进。 研究发现，当前城市更新的资金主要依赖上级财政补贴、本级政府配套投入与社会资金筹集的组合模式。 然而，有学者提出，地方财政压力持续加大，社会资本受收益预期与风险评估影响，投资意愿受限，而居民自筹资金的可行性较低，导致资金筹措难以满足项目推进需求，进一步阻碍了城市更新的整体进程。

其三，产权的归属不清与主体分散。首先，产权归属不明已成为城市更新中的突出难题，尤其在尚未完成住房制度改革的地区。部分公有住房因产权仍登记在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名下，在更新过程中产权关系复杂，导致协调难度加大。 有学者提出，部分产权单位因机构重组或撤销，产权主体消失，使责任认定更加复杂，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协调负担。 其次，产权主体分散增加了城市更新的协调难度。研究认为，历史遗留建筑、企事业单位自管房产和产业用地涉及多个产权单位，各产权主体的管理模式、更新目标和补偿诉求存在差异，导致更新进程受阻。

其四，群众参与意愿不足。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居民参与度较低，对城市更新政策的认知和认同尚未充分建立，影响政策有效落实。尤其在违章建筑拆除等敏感问题上，部分居民因利益诉求表达受限或对政策理解不足，表现出较强抵触情绪，导致更新进程受阻。 此外，有研究发现，现有公众参与机制仍不完善，居民在城市更新决策中的话语权有限，进一步削弱其主动参与意愿，不利于城市更新顺利推进。

（四）敏捷治理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正式提出敏捷治理概念，意为“以顾客为中心，具备柔韧性、流动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行动或方法，是一种自适应、以人为本，并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决策过程” 。国内学界对敏捷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特征及现实功能，还处于“初期倡议阶段”，相关的实证研究还较为缺乏。

1.敏捷治理的特征
国内学界围绕敏捷治理的特征展开研究，认为其核心特征包括灵活性、适应性与协同性。

其一，灵活性。与传统治理依赖固定化手段不同，敏捷治理更注重实时调整与优化，使其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有学者提出，依托去中心化决策模式，不同层级治理主体能依据具体情境自主调整策略，在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中实现高效响应。

其二，适应性。敏捷治理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对环境变化的快速感知与调整能力，即在不确定性情境下，基于实时数据与反馈机制动态优化治理方向。 有学者提出，不同于传统治理模式依赖既定制度框架，敏捷治理在政策制定、执行与调整全过程中保持高度开放性，使治理体系能在突发事件或政策变革中迅速调整方向，确保其稳定性与持续优化。

其三，协同性。敏捷治理的协同性，强调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协作机制。具体而言，敏捷治理不仅体现在治理主体间的分工合作，还涵盖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与共同决策。 有学者指出，敏捷治理的协同性不仅优化了传统治理模式的整合能力，还增强了治理过程的系统性，使其在复杂环境中更具持续性与整体协调优势。

2.敏捷治理的两大功能
国内学界认识到，敏捷治理的现实功能主要体现在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两方面。

其一，敏捷治理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学者主张，敏捷治理的优势在于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敏捷治理优化了政府对公共需求的响应速度。敏捷治理通过建立多主体弹性协同机制，强化需求侧的顺畅表达和供给侧的主动响应，使政府能够快速调动资源，及时调整服务策略，从而实现供需匹配。 其次，敏捷治理依托大数据技术，为公共服务的精准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大数据不仅提升了政府实时监测需求变化的能力，还通过深度分析揭示潜在趋势，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其二，敏捷治理有助于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治理环境下，敏捷治理凭借其动态调整与快速响应特性，增强了公共治理体系应对突发风险的能力。 国内学界总结了敏捷治理应对风险的三类优势：首先，敏捷治理强化了对城市风险的快速感知。依托数字技术，敏捷治理推动了全流程动态感知体系的建设，能够实时监测社会运行状态并识别潜在风险， 并联动相关部门进行初步干预，从而大幅缩短风险识别与响应周期。 其次，敏捷治理有利于提升跨主体的联动协调能力。借助数字技术和智能指挥平台，政府能够快速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实现高效协同。在超大城市治理中，政府整合社区、企业与社会组织，共同应对突发事件， 使各主体能够迅速作出反应，避免传统治理模式中因信息滞后和决策延迟导致的应急失效。 最后，敏捷治理有利于促进风险防控的动态预测与适应性决策。依托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风险管理体系能够实时调整策略，根据最新风险评估优化治理方案，最大限度减少潜在风险对社会安全的冲击，从而增强城市治理体系的韧性。

（五）接诉即办

2019年，北京市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为抓手，正式启动接诉即办改革。此后，国内学界对于接诉即办展开了研究，主要集中在经验总结和机制分析两个方面。

1.接诉即办的经验
学者梳理了北京市接诉即办的经验，主要集中在工作流程、组织管理和绩效管理三个方面。

其一，工作流程。研究发现，政府通过市级平台集中接收市民诉求，并根据事项属性精准派单。对责任明确、权责清晰的诉求，直接派单至承办单位，并同步抄送区级政府，确保高效执行；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复杂诉求，则由区政府协调办理，并组织相关单位共同推动解决； 针对责任界限不清的案件，派单前需进行多方讨论，以提升诉求处理的精准度，减少重复派单和处理延误。

其二，组织管理。政府遵循“区属、街管、街用”原则，将城管、公安、交通等执法力量下沉至街乡镇，提升基层政府的自主处置能力。 学者发现，北京市选派高素质干部担任“街巷长”，统筹辖区治理事务，并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确保基层诉求得到快速反馈和有效处置。

其三，绩效管理。政府利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数据，对各职能部门和街乡镇的诉求处理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并将办结率、办理时限和市民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 北京市政府定期发布《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年度数据分析报告》，通过数据分析挖掘高频民生问题，优化治理模式，提升服务精准度。

2.接诉即办的驱动机制
研究揭示了接诉即办的驱动机制，包括问题驱动、数据驱动和评价驱动三个方面。

其一，问题驱动。不同于传统依赖行政规划或部门职能划分的治理方式，接诉即办构建了直接面向市民的反馈体系，使诉求不仅能即时处理，还能推动治理改进，形成正向循环，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精准度。 学者发现，北京市通过整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建立集中受理机制，减少诉求传递中的信息断层，并确保问题由最适宜的主体办理。 该机制强化了政府的应对能力，使其能迅速发现并解决治理盲区，提升行政运行效率。

其二，数据驱动。北京市依托市民诉求数据库，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城市管理痛点，并通过人工智能优化诉求分类、趋势预测与决策支持，确保治理调整基于科学分析展开。 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政府能够精准识别高频问题和潜在风险，从而实现精准治理和资源优化配置。 此外，研究发现，基于大数据分析，相关部门可以制定更具前瞻性的政策，提升政府响应的时效性与有效性。 这种数据驱动的方法为其他城市引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提供了经验。

其三，评价驱动。政府以响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为诉求办理的主要考核指标，并将市民评价直接作为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 研究发现，北京市政府借助大数据分析，可提前识别高频诉求领域，推动“未诉先办”式主动治理，使诉求处理由个案解决向系统改进延展，从而减少问题积累，提高治理的前瞻性。 同时，通过制定《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将办理结果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作为行政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 北京市主要领导依据考核结果，对表现突出的单位予以表彰，并要求治理短板明显的单位整改，确保基层政府持续改进诉求响应能力。

通过量化统计和文本分析，本文对2013——2023年国内城市治理研究进行了回顾分析（见图5），并提出了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

（一）研究结论

2014年，研究团队发表《国内城市治理研究述评：学术进展与研究展望》，回顾了2000—2013年国内城市治理研究。相比之下，2013—2023年国内城市治理研究呈现三大变化（见表7）

第一，在研究议题方面，国内城市治理研究的主题从宏观转向中微观，聚焦智慧治理、基层治理、城市更新、敏捷治理、接诉即办五个议题。研究尤其重视城市“数字治理”，除了城市更新，其他四个议题都与数字治理紧密相关。

上一个11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公私合作治理、网络化管理、治理工具应用及评估标准等方面，这一个11年的研究则更加注重具体实践。在智慧治理研究领域，学界从技术应用的价值判断拓展至“技术与制度”“技术与组织”的讨论，探讨制度、组织如何适应数字化需求，以应对复杂治理挑战。在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中，学界主要关注了五种逻辑，即党建逻辑、权责逻辑、财政逻辑、数字逻辑、社会逻辑。在城市更新领域，研究关注了再开发、整治改善与保护更新等多元模式，分析了跨部门协同、资金保障和产权归属不清等问题。在敏捷治理研究中，学者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中的作用。在接诉即办研究中，学界主要探讨了问题驱动、数据驱动和评价驱动三种机制。

第二，在研究路径方面，国内城市治理研究由“理论引介+本土评估”模式转向本土化创新探索。除了敏捷治理仍然处于对理论倡议的阶段，其他四个主题的研究，大多是在本土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并且提炼出了一些中国逻辑、本土理论。

上一个11年的研究依托国外治理网络、合作主义等理论框架，通过引介与评估城市治理理念研究。这一个11年的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理论引介、验证，而是对准本土实践，从实践中提炼本土概念，着力探索适应复杂情境的理论。“国家创制社会”“国家助推社会”“城市治理共同体”“社区复合体”“数字治理”“接诉即办”等概念的提出，见证了本土化理论探索的努力。

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内城市治理研究从以理论演绎为主的模式向实证方法拓展，研究范式更加契合复杂治理需求。

上一个11年的相关研究主要依赖规范分析与案例归纳。这一个11年，国内城市治理研究更多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计算社会科学等新技术方法的引入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这一转变不仅拓宽了方法论的边界，也为城市治理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技术支撑，体现出研究方法在科学性与适应性上的全面提升。

（二）研究展望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日益增多。未来的城市治理研究可能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

在研究议题方面，数字治理、非常态治理和城市基层治理将成为持续的研究热点。数字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时代潮流，已成为城市治理的核心应用领域。数字技术迭代加速倒逼城市治理体系重构，AI革命正重塑治理工具与价值尺度，未来的相关研究需构建“技术—结构—过程—伦理”框架，探索“技术赋能+组织再造”双轮驱动模式，推动数字城市治理的深度研究。风险社会常态化，要求城市治理突破“事后响应”的被动模式，城市治理研究者需将焦点转向韧性城市建设与平急转换机制，关注城市风险“预防—处置—恢复”全周期治理链，重视城市的“非常态治理”研究。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不能止步于一些“表层问题”，而是更加重视基层治理问题的“症结源头”、结构性原因，构建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校准度的分析框架。

在研究路径方面，深化本土城市治理实践研究、构建具有本土解释力的城市治理理论框架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核心路径。本土实践探索不仅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也有助于提炼适应国内城市发展的治理模式。立足中国城市治理的情境特殊性建构理论范式，既要避免陷入经验研究的碎片化陷阱，也不能简单套用既有的分析框架。研究者应构建“实践—理论”双向互构机制，在纵向维度上，运用过程追踪法揭示城市治理的机制；在横向维度上，识别治理模式的制度基因，验证治理绩效的要素组合规律。研究者要特别注意中国城市治理的三重制度禀赋——政党权威的整合性、数字技术的嵌入性、组织调适的有效性，这可能构成本土城市治理理论的元基础。

在研究方法方面，大数据分析、仿真实验和跨区域比较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未来城市治理研究。城市治理研究的方法革新源于城市复杂性的增强和研究方法本身的革命，超大城市运行中涌现的“流量汇聚”“风险叠加”“政策效果非线性传导”等新特征，使传统个案研究难以捕捉动态治理规律。在此背景下，“大数据分析”通过捕捉城市体征实时数据流，可解构治理要素的关联网络，诊断城市治理供需错配的“时空盲区”。“仿真实验”则通过场景模拟、主体交互、政策试错等方式的试验，寻找城市治理成败的密码。“跨区域比较”则可超越单一案例的局限性，通过解构制度环境与治理绩效的耦合关系，提炼中国城市治理的模式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