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多样性能够使一个社会充满活力与创造性，但也往往面临着稳定与效能等方面的挑战。在多族群现象日益扩大化的今天，人们开始全面思考和探究族群多样性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传承及政府治理的影响。来自哈佛大学的AlbertoAlesina等人曾在《经济学季刊》1999年第4期发表题为“Public Goods and Ethnic Divisions”的文章，讨论了族群分化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系问题。文章的基本假设是：一方面，不同族群在将税收收入投入到何种公共产品上有不同偏好，另一方面，一个族群对特定公共产品的利用水平受制于其他族群对该公共产品的利用水平。因此，在族际分化越大的地方，人们越倾向于将更少的资金投入到公共产品提供上。作者建立了一个模型将城市族群间偏好的异质性与城市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和类型关联起来，并使用美国大中小城市三个关联数据集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即使在控制社会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美国城市在提供公共产品，如教育、道路交通、下水道清理和垃圾清运等方面的花费与族群分化(ethnic fragmentation)状态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这篇文章解释了美国城市公共产品提供为何成为难题，因为它关联到另一个几乎无解的社会难题——族群分化，与之伴生的族际斗争成为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及开创性的分析思路，这篇文章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大量后续研究都引用这篇文章作为其理论来源和实证支撑。

　　然而，在近期，来自联合国大学的Rachel M. Gisselquist对族群间异质性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政府治理不善的观点提出质疑。她的这篇题为“Ethnic division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revisited”的文章发表在《族群及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14年第9期上。通过对相关数据的重新分析，作者认为族群多样性并没有单向且直接地削弱公共产品供给，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混合和分化的复杂状态。族群多样性的确会降低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程度，但它也会提高特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在某些公共产品上，族群多样性与供给水平没有体现出任何关联。事实上，这篇文章并未从根本上推翻Alberto Alesina等人有关族群间异质性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论断，而只是深化和细化了这一研究。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郝亚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