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政治发展的普遍经验来看，现代国家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实现直接统治的过程其实就是现代国家完成中央集权的过程。在建立直接统治的过程中，现代国家必须完成对社会的集权，也就是依靠一种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僚体制将中间势力从统治的轨道中排斥出去，进而实现现代国家对确定疆域内的人口和资源的控制及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在西方建构的现代国家中，中央集权是行政性质的，或者说是行政中央集权，因为这种中央集权是依靠官僚组织实现的，从上而下的垂直命令—服从是其内容之一，中央集权处理的是官僚组织内部的层级关系。由于现代国家建立的行政中央集权十分强大，因而在后续的政治发展中，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政治分权的体制以限制行政中央集权。政治分权与行政中央集权相结合，是西方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特征。

中国不同于西方，悠久的历史传统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区分开来。从西周至清朝，中国古代国家就是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特征的。政治中央集权不同于行政中央集权。政治中央集权就是政治性质的中央集权，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政治主体依靠政治过程在社会（相对于国家）、地方（相对于中央）、民众（相对于公职人员）的支持下实现的。更明确地说，政治中央集权是中央在同政治上有重要性的力量结成联盟的基础上享有最高地位和掌握最大、最终的权力，进而论之，政治中央集权就是政治集中。

具体而言，政治中央集权的内涵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政治中央集权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这个政治过程就是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双向互动，一方面有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贯彻过程，另一方面有着从地方到中央的意见和利益汇集过程。第二，政治中央集权将中央置于权力等级的最高位置，中央是地方权力的来源，中央是国家的代表，并且具体化为特定的政治组织。第三，政治中央集权不仅要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央机构内部的关系。这就是说，中央通过将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影响、能够参与政治权力分配的社会力量汇集起来，从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及中央机构内部建立可持续的相互支持关系。第四，这种汇集过程在形式上具有多种方式，既有民众的参与，又有下级组织的参与；既有中央开展的意见征集和民情调查，又有地方和民众为争取政策和资源开展的竞争。第五，中央具体化为特定的政治组织，政治集中就围绕着这个具体化的组织通过有效的政治程序实现，并且这些政治程序能够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保障政治集中的有效性。

政治中央集权是中国国家延续了近3000年的特征和结构性要素。西周初创了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特征的“大一统”国家，西周建立的中央集权以天子为中心、以天命观为基础、以宗法分封制为政治程序。秦汉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重建了“大一统”国家，同时也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发展。这种得到了发展的中央集权以皇权为核心，以天命观为基础，以儒家意识形态、察举制、科举制、郡县制为政治程序。儒家意识形态与察举制、科举制、郡县制的配合，使皇权与分布在国家各地的知识精英建立了制度化的联盟，于是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得到了深化发展，中央集权发展到成熟状态。由此可见，相较于西周时期的中央集权而言，秦汉建立并延续至清朝的中央集权是一种“半新”的中央集权。

当中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时，为了适应现代国家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学习从而建立现代国家。但是，西方现代国家是以行政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而迈入现代国家建构历史进程的中国是以政治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大一统”国家。这种差别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中国建构的现代国家必须是以政治中央集权为特征，只有重构新的政治中央集权才能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从晚清至民国，不同的政治力量之所以难以成功建构现代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盲目地以西方现代国家为榜样，试图建立同中国国家传统不一致的行政中央集权，从而未能把握住重构政治中央集权才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

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现代国家必须重构政治中央集权？基本原因在于，政治中央集权支撑起来的王朝国家塑造了多民族共同体，并且多民族共同体在政治中央集权的完善中也得到了持续发展。这就是说，中国是以多民族共同体的状态进入近代历史和开始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要维系住多民族共同体，然而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要保存多民族共同体，就只能从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出发，即从广大民众出发，在将多民族共同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团结起来和凝聚成一个整体的基础上，一方面使多民族共同体以中华民族的形态得到了保存，另一方面以广大民众的支持作为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条件。但是，要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将已经陷入四分五裂的多民族共同体重新凝聚成一个整体，没有政治中央集权的组织体系和政治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依靠政治中央集权的组织体系和政治过程凝聚起来的多民族共同体就是作为整体力量的人民。所以，重构政治中央集权是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完整保存多民族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主体力量将多民族共同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团结起来凝聚成人民的历史实践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取得了成功，在于中国共产党重构了政治中央集权。中国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的先锋队性质的新型政党，在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创造性应用，重构了能够同现代国家相契合的政治中央集权。当然，这种政治中央集权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而是一种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以民主为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政治程序的政治集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重构政治中央集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依靠民主集中制将自身塑造成为高度集中的整体；其次，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应用到社会革命中，从而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庞大组织网络；最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了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关键的全面领导。

重构政治中央集权，既要延续又不能简单地延续中国古代国家的中央集权。这就是说，重构政治中央集权必须依靠新的政治主体力量，通过新的政治资源实现政治中央集权的创造性转化。

社会革命需要革命党，革命党领导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革命的先锋队性质的革命党。中国社会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终取得胜利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多民族共同体的绝大多数成员整合进革命阶级联盟中，而且成为革命阶级联盟的领导核心，在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强大效能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同革命阶级联盟密切结合在一起，从而将革命阶级联盟塑造成整体政治力量即人民。

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规定，但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不起源于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需要组建共产党以领导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展开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共产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强调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并且“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的特殊性就是先锋队性质，而先锋队性质根源于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萨托利就指出，共产党“展示了整体主义或整体性的特点”，它是有着严格入党条件的“走在整体前面的先锋党”。

先锋队性质意味着共产党有着特定的组织、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共产党有着严密的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共产党的组织特性是为了满足领导革命的客观需要，“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共产党的组织特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党内和党外有着明确的区分，不能混同，只有少数先进分子经过严格程序才能成为共产党员。第二，党内存在着从中央到基层上下贯通的组织，中央组织是全党的统帅和灵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奉行严格的纪律以保障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第三，党支部是共产党的组织细胞，每个党员都隶属于党的一个基层组织即支部，党支部是共产主义者的发明。支部的特殊优势在于能够使每个党员通过党支部和党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党员的行动汇集成党的总体行动。没有党支部这种组织，共产党的力量将受到限制，所以，与其说共产党是由党员组成的，不如说共产党是由党支部构成的。

同组织特性相适应，共产党必须具备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意识形态根源于先进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革命的实际情况，形成由关于革命的性质、前途、动力、道路、纲领、路线、方针等内容构成的指导思想。统一的意识形态是革命党建构组织内部的“权威—服从关系”的关键资源，“没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动员论证，就没有可感召的服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人群，也就无法建构一种外在于国家权力的新型权威—服从关系”。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就非常强调共产党的组织特性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有机联系，他认为组织是党的物质形式，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是一种“物质统一”，这种“物质统一”必须由“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来强化，同样党的思想一致也必须通过高度集中的组织来巩固，只有如此，共产党才能将革命阶级凝聚成为一支足以战胜敌人的革命大军。

共产党是领导社会革命的党，因而必须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以具体行动证明自己的先锋队性质。先锋队性质要求全体党员能够进行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协调一致的行动也正是先锋队的力量所在，“党必须用同一声音说话，以同一个意志行动”。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是由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和统一的意识形态共同保障的。全体党员毫无例外地隶属一个支部，党则通过支部组成一个整体；党从中央到地方是一个垂直的组织体系，中央组织对各级组织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统一的意识形态为“权威—服从关系”提供了有效论证，执行党的决定和遵守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意识形态认同的题中应有之义。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在社会革命中赋予共产党强大的竞争优势，为党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基本支撑。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在领导中国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先锋队的性质进行了发展，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超大组织规模上。先锋队是由工人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及其他革命阶级中的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因此就其一般情况而言，先锋队的组织规模不可能太大，否则将会影响党的先锋队性质。但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发展成为拥有近千万党员的党，而在革命胜利后更是发展成为拥有数千万党员的党，党的基层组织也伴随党员数量的发展而增加到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个。党的组织特性是由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但是党的组织规模不是完全由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党领导革命的现实条件都会对党的组织规模形成强有力的影响。这就是说，党对社会革命的领导和党必须依靠革命阶级联盟推进社会革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是一个超大组织规模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革命的领导核心，但是党的领导地位是在社会革命中争夺来的。党的四大作出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虽然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是无产阶级如何在社会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如何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以及在取得领导地位之后如何实施对社会革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当时并没有形成具体、明确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不可能自动实现的，同样无产阶级实施对社会革命的领导也不是自然发生的过程，无产阶级对社会革命的领导权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争夺，也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实施对社会革命的领导。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争夺社会革命的领导权，不仅是由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而且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发起的大革命所结成的革命阵营中的复杂情况使然。历史学家对此有过深入分析：“地主阶级是封建制度的物质代表。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不相容的。但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却在一开始就包含了一部分地主阶级，不但有中小地主，还有大地主。这是一些‘自由派’的大地主。他们不害怕资产阶级的某些口号，如民主、自治等，甚至他们自己也使用这些口号，以控制当前新的政治潮流。买办阶级也是大革命的对象，但由于中国被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分割瓜分，买办阶级也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之间又是既有一致又有相互矛盾的。所以买办势力相互之间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有时会形成激烈的冲突。地主、买办、军阀中的一部分人，先是统一战线的参加者，后来又成了统一战线的‘掘墓人’。这就是大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阶级根源。”

革命阵营是鱼龙混杂的，而社会革命是泥沙俱下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实现对社会革命的领导，就不能廓清革命阵营，从而就不可能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就认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在国民党背弃革命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起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阶级联盟，但是革命阶级联盟内部的复杂性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体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由此可见，社会革命会推动革命阶级联盟出现，但是革命阶级联盟并不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政治力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够凝聚成为整体政治力量即人民。

无产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实现的，但是共产党又是如何实现对社会革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要领导社会革命，实质上就是要领导革命阶级联盟，而要实现对革命阶级联盟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深入到革命阶级联盟中发展自己的组织，建立足以支撑和塑造革命阶级联盟的庞大组织体系。中国共产党由于很早就认识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因而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就开始注重在农民阶级中发展党员，经过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发展超大规模组织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瓦窑堡会议根据在新形势下掌握社会革命领导权的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作出了战略性的决定：“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自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持续扩大，发展成为超大规模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领导社会革命取得胜利。

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必须争夺社会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在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进一步将革命阶级联盟塑造成为人民。对于人民的形成来说，社会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革命是人民形成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则是人民形成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是将社会革命推动形成的革命阶级联盟塑造成为人民的核心力量，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塑造人民的关键所在。民主集中制是先锋队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先锋队只有贯彻民主集中制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不仅发展成为超大组织规模的先锋队，而且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创造性应用，充分发挥了民主集中制蕴藏的强大政治效能。民主集中制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中国共产党因而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从而保障中国共产党能够对革命阶级联盟进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同时使用民主集中制对革命阶级联盟进行政治整合，进而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人民。因此，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现代国家的政治资源之一。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为了使先锋队能够对社会革命实行坚强有力的领导而创造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先锋队是在旧统治秩序之外进行活动的，并且要以革命活动推翻旧统治秩序。要达成革命的目标，先锋队就必须具备强大的力量，只有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先锋队才能获得足以推翻旧统治秩序的力量。列宁说：“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民主集中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吸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先进分子效法俄国，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创建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事实上确认了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的五大则将民主集中制明确写入党章。

就其基本内涵而言，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从形式上看，民主集中制是由民主和集中两个环节构成，但是民主环节和集中环节在民主集中制的地位并不相同，民主环节是对集中环节的限制，并且服务于集中环节，因此集中环节在民主集中制中是根本所在，进而也保障了民主环节和集中环节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王贵秀对民主集中制有过深刻分析，民主集中制“并不是由两个‘实体’构成的。就是说，‘民主的’与‘集中（制）’这两部分的关系既不是两个‘实体’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实体的两个‘侧面’（实体的侧面仍然是实体）的关系，而是‘属性’与‘实体’的关系。‘民主的’这种属性是内在地规定‘集中（制）’这一‘实体’的”。当然，“属性”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主从关系，民主环节并非民主集中制的次要构成，集中环节也不是民主集中制的主要构成，尽管集中环节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所在，但是这个根本是从民主环节中产生的。

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不仅泛指先锋队各级组织的集中，而且特指党中央领导，也就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列宁指出：“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权力，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将党中央的集权领导归纳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说，全党必须服从中央，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意志通过党中央的决定得到体现，党中央的决定必须成为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对于先锋队而言，党中央的集权领导既是必要的又是合理的。所谓必要就是指，党中央的集权领导能够使先锋队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获得强大的力量。所谓合理就是指，党中央的集权领导能够充分有效的使用作为整体的党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从而支撑社会革命的进程不断发展并最终获得胜利。

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指，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在中央决策前，能够以发表意见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的参与。党中央领导必须是正确和有效的，否则就不具备合理性，而要使中央集权领导正确和有效，就必须建立在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的广泛参与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认为：“事实确是这样，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他同时强调：“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党中央领导是为了能够充分有效地使用作为整体的党的强大力量，而党的强大力量同样需要通过民主来发展，“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由此可知，民主绝非民主集中制的次要构成，它既是中央集权的基础，又是对中央集权的限制，还是中央集权的保障。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就组织原则而言，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党员都隶属一个支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下一级组织选举代表组成上一级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全党最高领导机关，全党通过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组成一个严密的、行动有效的组织体系。就领导制度而言，民主集中制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对全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中央领导机构有权力调整和改组党的各级组织、指挥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言：“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和先锋队是高度契合的，民主集中制蕴藏巨大的政治效能，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的先锋队就成了力量的加速器和倍增器。其原因在于：“有效的组织可以使相对较少的积极分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迅速扩散。一个规模小却富有纪律的团体，按照共同计划行动，拥有清晰的权力结构和精心组织的劳动分工，因此就能够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生超出其规模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民主集中制使先锋队成为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作为整体的先锋队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先锋队将进一步利用强大的整体力量去撬动社会，在社会阶级的分化组合中整合出足以推动社会革命取得成功的革命大军。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普遍采用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民主集中制的根本性更为突出。中国共产党是有着超大组织规模的先锋队，如果不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效能，超大组织规模就会变成中国共产党的负担甚至劣势，进而损害党的先锋队性质。只有充分利用民主集中制的强大政治效能，具有超大组织规模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因而超大组织规模就转变成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凝聚成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然后利用自身在革命阶级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和超大组织规模的优势，进一步将中国广大民众塑造成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一致是凝聚人民的关键，“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能够撬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强大力量，而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将中国广大民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形成人民，社会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从而就不可能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要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民主集中制的强大政治效能，就必须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创造性使用。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利用民主集中制创建了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和政治集中的领导体系。下文将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创造性使用的角度，分别从组织体系、领导过程等方面分析民主集中制在中国社会革命中的实践和成效，进而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实践将中国广大民众塑造成人民的，并在此过程中重构了政治中央集权。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重构了政治中央集权，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使用了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内容就是构建政治中央集权的过程。

人民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由革命阶级所组成的联盟构成的，而革命阶级联盟则是由多民族共同体中居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绝大多数成员组成的，从多民族共同体经由革命阶级联盟然后形成人民，没有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立足将中国广大民众塑造成整体政治力量的需要，创造性地使用民主集中制，不仅使自身成为具有超大组织规模的先锋队，而且以自身为中心创建了类型多样的群众组织，从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庞大组织网络。人民就是以这种统一集中的组织体系作为内在支撑的，没有组织化的支撑，革命阶级联盟不可能克服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而转变成整体政治力量，因而人民就不可能形成。

革命阶级联盟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革命阶级的身份认证是以它们在社会革命中的利益作为判断标准的，也就是说社会革命符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从客观上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属于革命阵营。但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革命提供支持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考虑到在社会革命的推进过程中，不同社会阶级的利益会发生变化，革命阶级联盟内部的关系也会发生调整，不同社会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参与和支持将变得更加不确定。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阶级联盟的领导不能建立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事实上对革命阶级联盟的领导，正是要使不同社会阶级能够对社会革命提供确定的有力的支持。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通过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获得了领导地位。但是，工人阶级的规模在中国近代是非常小的，中国社会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阶级。中国共产党要使革命阶级联盟能够对社会革命进行广泛参与和提供确定支持，关键就是要做到动员和组织农民阶级。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要得到农民阶级对社会革命的广泛参与和有力支持，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满足农民阶级对土地的要求。金冲及指出：“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以空话，而是以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事实，使他们迅速看清楚谁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应该跟着谁走。这是一个排山倒海的力量，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同它比拟。”然而，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在社会革命中展现出了复杂性，一方面农民为了保卫土地改革成果故而积极支持社会革命，另一方面农民受制于小生产者地位也会消极应对社会革命对其提出的要求。很多根据地难以完成农业税的征收任务，一部分农民倾向于搭革命的便车，“因为分到土地的农民必然要发展经济，更渴望成长为新的富农”。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复杂性是有着清醒认知的，甚至可以说是洞察秋毫的，为了将落后的农民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潜能发挥出来，没有组织是万万不行的。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非常小，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时党员总数不满1000人。党的四大开始将发展组织作为重要问题提出并形成了决议：“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党的四大明确支部为党的基层组织形式，支部要按照生产单位、工作单位和群众居住点设置。192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要把党的基本工作责成各支部，建立每个支部的活动工作，在每一个支部里实行分工，使每一个同志都有活动，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使各支部里都有全党形式的各样工作”。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实际上就意味着支部要成为工厂、矿山、学校的核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这些核心集合成为党本身。

将党的组织以支部的形式向下延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来说十分关键，因为支部同民众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党不仅能够通过支部大规模发展党员，而且通过支部实现对民众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改编时将支部建在连上就非常深刻地彰显出这一点，“支部建在团上，只能抓住几个军官，而没有抓住士兵”，红军是经不起大的考验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士兵群众直接联系，就使党紧紧抓住了广大士兵，因而使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党支部的政治效能通过军队得到了证明，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大力发展组织规模，借助组织规模的优势建立同革命阶级之间的直接联系，进而实现对革命阶级的领导。

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先锋队，组织规模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将革命阶级联盟都发展成为党员，党员始终只是革命阶级联盟中的少数先进分子，相对于革命阶级联盟的规模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仍然是比较小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发展党员并成为超大规模先锋队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发展各种群众组织、根据地政权组织等，希望通过党外组织将革命阶级联盟凝聚起来。发展党外组织诚然是社会革命的需要，但是单靠党外组织是不可能将中国广大民众凝聚起来的。在土地革命时期，“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出现这种局面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党组织对党外组织没有进行坚强领导，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外组织的发展并没有形成有机整体。

中国共产党要将革命阶级联盟凝聚成整体，就必须将民主集中制从党内推向党外，创造性地利用民主集中制处理党组织和党外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党外组织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并且要利用民主集中制将超大组织规模凝聚成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利用超大组织规模尽可能全面地渗透各种群众组织、根据地政权组织、统一战线组织等党外组织，从而使广大的党外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整合成统一集中的组织体系。林尚立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从党的组织整体来考虑，而且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来考虑，党要支撑和凝聚整个社会，就必须有完备和发达的组织网络，而这个组织网络要应对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承担多元的社会功能，就必须超越单一的党组织结构，而以党的组织为核心，聚合多层面、多类型的组织，创造出有活力的‘轴心—外围’结构的党的组织网络。”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轴心—外围”组织网络，就是利用民主集中制建构的统一集中的组织体系。

概括而论，中国共产党要将革命阶级联盟塑造成人民，就必须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创造性使用以形成统一集中的组织体系。民主集中制不仅能够使中国共产党在具备超大组织规模的同时凝聚成一个整体，而且能够使超大组织规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巨大优势，这就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发展各种党外组织的过程中将党组织嵌入党外组织中，进而使党外组织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且，只有超大组织规模的先锋队才能对发达的党外组织网络进行领导，在中国共产党能够对党外组织进行有效领导的情况下，党外组织就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此看到，中国共产党与党外组织之间不仅形成了共生关系，而且它们构成了能够为人民提供内在结构性支撑的统一集中的组织体系。

人民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民主集中制在将中国共产党塑造成高度内聚性的整体时确立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当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集中的组织体系和民主集中的政治过程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人民时，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从党内延伸到人民之中，而且只有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人民才能够作为整体政治力量存在和发挥作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全党最高领导机关，而中国共产党又是人民之中的领导核心，民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是贯彻在党和人民之中的共同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塑造人民的同时将政治集中领导确立在人民之中，从而也贯彻到多民族共同体和现代国家中。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先锋队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只有民主集中制实现的中央集权才能使先锋队成为整体，因而先锋队必须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党。如同在民主集中制中的广泛参与是服从于中央集权一样，中央集权也是服从于社会革命的需要。这就是说，社会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必须要求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人民，然后以人民为根基构建现代国家和实现国家统一。孔飞力就认为：“由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产生了建立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要求，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建制议程上也成为重中之重的需要。”社会革命是历史过程，由中国广大民众凝聚而成的人民也是在社会革命中逐渐出现的，党的中央集权就是人民得以形成和社会革命得以成功的主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总结经验时就指出：“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逐渐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人民，人民同样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整体。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但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复杂性决定了革命阶级联盟不能自然成为一个整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阶级联盟才能凝聚成整体。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阶级联盟的领导同样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对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运用才实现的，一方面通过统一集中的组织体系发挥结构性支撑的作用，另一方面借助民主集中的政治过程发挥政治整合效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人民之中得到了确立。

通过政治中央集权，先锋队、人民、社会革命才能形成有机联系，从而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发生系统性的相互作用。社会革命要求以阶级为基础形成革命阶级联盟，但是革命阶级联盟内部的复杂性使其难以作为一个整体政治力量发挥作用，在中国共产党争夺社会革命领导权的过程中，以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为凭借，将先锋队的政治中央集权延伸到革命阶级联盟中，从而在实现对革命阶级联盟领导的同时将革命阶级联盟塑造成人民，于是社会革命得到了人民的支撑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持续入侵下日益溃败，“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了重心”。直到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塑造出来，中国才重新获得了“重心”，人民就是社会革命状态下的中国“重心”。有了人民这个“重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才获得了支撑力量，社会革命的前途才变得明朗。

政治中央集权是以民众广泛参与为基础的和以保障中央正确有效的领导为归宿的，政治集中的领导体制是政治中央集权的内容之一。具体而言，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制度，因为决定来自上层，但这也是一个民主制度，因为所作出的决定都是基层的意见，在落实决定方面亦寻求基层的默契。中国共产党将政治集中的领导体制归纳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对上级的要求，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对下级的要求。中央和基层、上级和下级，在意见交换和信息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相互改变。

政治中央集权是灵活的中央集权。政治中央集权并非意味着中央集中一切权力，而是指中央享有最高、最终、最后的权力。最高权力就是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最高领导机关，党的任何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中央之上。党的其他组织的权力都是中央授予的。最后权力就是指中央对于党内一切事物具有最后决定权，中央有权撤销或者更改其他组织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曾经概括过中央集权灵活性的精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在保障中央的最高、最终、最后权力的前提下，中央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地方和基层进行广泛的授权、赋予地方和基层自主权、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鼓励地方和基层通过制度化形式进行参与，以激发活力和提高效率。

在战争环境下，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党的各级组织面临复杂不一的情况，党中央会赋予地方组织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当地方由于自主权而滋生了地方主义等问题，并且地方的自主权开始阻碍了社会革命发展时，中央必然要求“做到全党上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地方必须及时汇报“对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央要“及时总结群众实践中的新经验和新创造，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领导和决策的正确”。由此可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不是目的本身，推动社会革命发展和最终胜利才是目的，所以党会根据社会革命进程的需要在不同层级的组织之间灵活地调整权力分配，确保实现政治中央集权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重构的政治中央集权并不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中央集权，它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所以这种政治中央集权又是一种创新。进而论之，得到重构的政治中央集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对延续了数千年的政治中央集权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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