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开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承办的研究生创新论坛系列活动之“导师有约——研究生师生交流下午茶”已经成功开展过30余场，为同学们提供了和导师畅谈学术的机会和空间，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学术品牌活动。

讲座回顾

2020年11月12日下午，本学期第二场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导师有约——研究生师生交流下午茶”在学院325会议室成功举办。

我们很荣幸请到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王进教授，为我们带来《从美国大选看西方政治与社会》主题讲座。本次讲座从社会学角度深入阐释西方政治社会发展历程，为同学们解读西方政治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开场引入

首先，王进老师提到美国大选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这个话题本身对美国、我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是重要的，美国政治对中美关系有直接影响。其次是因为现在的美国政治的发展似乎是匪夷所思的，特朗普的行为看起来是对美国政治几百年的传统的偏离，但老师认为，美国政治的制度和社会本身是紧密联系的，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点都不奇怪，这和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有关。美国历史背后是西方政治历史，了解西方政治社会有助于理解美国当前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以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想要理解这个政治制度演变，需要认识美国历史的基本脉络，更进一步说，是需要理解整个西方社会的政治历史，而西方文明史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也就要了解人类的进化史，以及更加广义的生物的进化史。

生物进化史

王进老师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生物进化的基础基因的遗传和变异，遗传和变异缓慢而随机，受到环境的影响，其发展方向不可预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会更多注意到人的社会人特征，但是关注人的社会特征同时，不可忽略其后更加漫长的生物基础。接下来老师重点强调了生物进化过程时没有方向的，自然选择不是基于主观目的性的机制，至少没有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所谓方向。进化和进步不是等同的——进化并不意味着进步。

人类社会变迁

然后王进老师回归到人类社会变迁话题上来，他认为人类社会变迁与生物进化过程基本机制是一样的。实际上所有的社会行为是为了解决生物性的需要，人类社会的政治是为了解决人类生理基本需要而产生的。王进老师认为一个人的问题不牵涉决策机制的问题，至少两个人才能构成社会，只要两个人就具备社会特征，两个人的行为就是社会行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社会活动。老师列举了两个生活中非常有趣的实例，论证说明两个人决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哪怕是基本的小事都牵涉到决策机制的问题——决定谁说了算，由谁来决定。决策机制就是政治最基本的含义。

东西方的政治历史

王老师提出了决策机制从何来的问题，老师认为人类的决策机制，是继承了群居动物（社会性动物）的决策机制，政治决策过程与群居动物的决策过程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社会性动物的决策机制延续到人类社会，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基础。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之前小规模的社会群体中人们都是直接交往的，随着人类社会规模扩大，人与人之间交往越来越间接，因此决策者需要通过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来实施控制，这种手段形成的就是政体。社会控制通常有物质控制和精神控制两种，精神控制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控制，关于物质控制，东西方社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精神控制（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西方社会尤其具有独特性。

西方意识形态发展历史

王老师接下来从中世纪的千年暗夜时期说起，当时西方社会被基督教所统治，在精神上受到了很严格的控制。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关于上帝的讨论是在中世纪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它存在的方式就是，信上帝的人想要证明上帝的存在（通过夜观天象），在求证的过程中发现了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在这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到了启蒙时代，人们开始质疑上帝是否是教会和神父所说的那样，开始怀疑教义，甚至是怀疑上帝是否存在。这种趋势一发不可收拾，从根本上侵蚀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基础，君主制也因此受到了质疑。

美国政治体制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是走出了第一步，建立了共和国，最初的立国者是为了推翻英国君主制，推翻君主之后，开始思考谁来做决策者来决定大小社会事务的问题。而美国制度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即自己听自己的，但这种决定形成了操作性的难题。美国宪法就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操作手册，它带有光环，但实质上是充满矛盾的，是迁就和妥协的结果。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和生物进化的特征是相近的，都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与生物进化发展同理，人类社会不是朝着某一具体方向走的，一定要寻找方向性的特征的话，人类制度与文化演变的过程中，人类个体不断从各种限制状态下走向自由，但这不是绝对的，也没有太多的历史证据。这一所谓方向反映到制度与文化上，推动制度文化逐渐越来越适应思想解放和个体自由的状态，没有强行的限制的时候，思想是没有边界的。由此可以推出，美国民主发生逆转是完全有可能的，它本身就是不断妥协的结果，但不是一定会在民主的方向继续发展的，突发性事件导致的政治制度的逆转是完全有可能的。

提问环节

在讲座之后的提问环节中，同学们积极举手，争相提问。

有同学针对意识形态提出问题：“意识形态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有人受益的，也就是说是有目的和方向的？”“自然科学是否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王老师回答：“意识形态应该是有方向的，意识形态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我们通常只在通常在政治领域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而不在广泛意义上使用它。”

还有同学问道：“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依据的事实是什么？人类社会秩序机制的决定是否又是生物性的呢？”王老师给出回答：“强调生物基础的意义是，一是要意识到这种基本的动机和需要，二是满足需要的方式是社会行动，人的能动性体现在，任何社会行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现有的制度和文化习惯性的行为，给文化变迁提供了概念和逻辑上的可能性，制度一旦建立就是有相对稳定性的。”

同学们普遍对近期“美国大选”这一事件比较关注，有同学问：“今天讲美国大选问题的切入点是什么？”王老师回答：“今天分析人类制度与生物进化的对比，美国大选只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结果。”

还有同学提问：“拜登当选是否是美国政治的一种纠错能力的体现，是美国大众对建制派的渴望还是精英阶层的渴望？”王老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次讲座没有具体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而是讨论制度本身。美国的政治实际上充满了偶然性，左右摇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结果只与上一步的结果有关，很难说有什么明确的规律。两党制作为一种民主政治，是非常不民主的，两党为了大选想方设法地与另一个党相区分，导致特朗普的这种极端化的选择。拜登上台的话，重要原因是大家反对特朗普，而不是有多支持拜登。”

讲座以老师和同学们的合影圆满结束。